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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皇帝所喜好、所肯定的东西，谁也不敢否定。乾隆得了一卷仿得很不像样的黄子久《富春山居图》，作了很多诗，题了若干次，后来得到真本，不好转还了，便命梁诗正在真本上题说它是伪本。这种瞪着眼睛说谎话的事，在历代高权利的集中者皇帝口中，本不稀奇，但在真伪是非问题上，却是冤案。
　　康熙时陈邦彦学董其昌的字逼真，康熙也喜爱董字。一次康熙把各省官员"进呈"的许多董字拿出命陈邦彦看，问他这里边有哪些件是他仿写的，陈邦彦看了之后说自己也分不出了，康熙大笑（见《庸闲斋笔记》）。自己临写过的乃至自己造的伪品，焉能自己都看不出。无疑，如果指出，那"进呈"人的"礼品价值"就会降低，陈和他也会结了冤家。说自己也看不出，又显得自己书法"乱真"。这个答案，一举两得，但这能算公平正确的吗？

在杨新的学术之路上，徐邦达、启功两位先生有着重要的影响。
对于启功，人们一般都知道他是书画，其实他成名很早，而且与故宫有很深的缘分。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设有以学术活动为主旨的，所聘委员俱为有关研究领域的一时之选，故宫聚集了一大批中国当时为的文史及古物研究的学者。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故宫重建，后公布的47位委员中，有书画10位，时年35岁的启功就崭露头角，为世所重，与张珩、蒋縠孙、朱家济、邓以蛰、张爰、张伯驹、徐悲鸿、沈尹默、吴湖帆等并列；其他九位的专长都注明为“书画”，唯启功注明是“书画史料”。杨新得到启功指点，自是十分幸运。在杨新的书画鉴定文章中，可以看到经常引用启功的话。可称为他代表作的《书画鉴定三感》，不仅说明是受启功先生《书画鉴定三议》写法的启发，且其第二点“望气”之法得失有无、第三点书画鉴定的“模糊性”，就是直接引自启功的论点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体会作进一步阐发的。

杨新曾担任徐邦达先生工作助手6年之久，受徐先生教导尤多，影响更深。
清宫旧藏以书画铜瓷为大宗，15万件书画也成为今天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优势。从20世纪50-60年代，直至80年代，北京故宫所藏古书画先后经过徐邦达、张珩、启功等先生的鉴定，对这些书画的作者、流派、时代、内容等方面给予了客观的基本定位。其中徐邦达先生贡献尤多。杨新从徐邦达身上受到两方面教育：
一是学习徐先生对工作全身心投入的精神。杨新从徐邦达为故宫古书画藏品所建的档案资料中，深刻感受到先生的认真、严谨、细致：“在所立栏目中，除了登记其质地、尺寸、款字、来源等各项之外，还要对其收藏印鉴、题跋进行识别，对其内容、真伪、艺术等写出评语，查出文献的记载，后还有识真伪的结论等，实际是一次科研活动。先生所做的这些工作，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在书画方面的陈列研究、编辑出版及对外交流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档案至今仍然在使用。”（杨新：《我跟徐邦达先生学鉴定》）

《富春山居图》 元 黄公望 局部
题跋，虽然它也是依据之一，不过，凡是书画上并不都有，它不能如印章一样可以左右逢源地随时运用。题跋本身是书，而取以作证的在于它的文字内容，这些文字的内容，或者以诗歌来咏叹书画，或者以散文来评论书画，或者记述书画作者，或者评论前人的题跋的当否并对书画加以新的评价，它对鉴别也具有很大的说服力。

《大唐三藏圣教序》 褚遂良 楷书 局部
著录对于鉴别，虽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然而，仍然起信任作用，而且对加强书画的地位，具有很大的威力，它足以引人入胜或者到迷信的地步。
别字：历来把写别字的问题看得很严重，书画作者等都不至于有此等错误，如书画上或题跋上，尤其是书画上的题款等等出现了这种情况，都被认为是作伪者所露出的马脚。

从印章上鉴别，会出现所见印章与真迹印章的一些差异。如印文的粗细，边框的宽窄、破损，印迹的清晰与模糊等。这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方印章初用和久用会有所不同，初用的印章，字迹会清楚一些，用久了，印章的清晰程度会发生变化。此外，印泥的好坏、浓淡、干湿等，也会使印章钤盖后产生变化。边框的宽窄与盖印时的用力和下垫物有关，有时会产生宽窄不同的变化。印迹的清晰程度又与使用印章的人的手法有一定关系，有人盖印用力大，有人用力小，有人稍加摇晃，此外，下垫物的质量与多少，天气的冷暖，久置不用的印泥与经常使用的印泥，这些都会使钤出的印章效果不同，有的人还在刚盖过印章的印迹上撒上一些白粉或色粉，以防止书画作品挤压时的沾污。经常擦拭或刷洗的印章，与不经常擦拭刷洗的印章盖出的印迹也有所不同。一幅名家的书画作品，其印章也应该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特别是文字上不能有错误，一个的书画家，是不可能经常出现写错字、用错字的现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