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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新与他的两个同学从中央美院分配到故宫博物院工作。这于中央美院与故宫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对美院来说，他们是该院新开设的美术史系的届毕业生。对故宫来说，在此前后则很少进大学生，直到1987年张忠培先生到故宫博物院当院长时，全院968名职工，其中本科毕业生也仅44人，而且是不同时期因多种原因来到故宫的。因此科班出身的这三个人在“文革”前同时到故宫，这是故宫人才队伍建设的一件大事。他们果然不负众望，后来都成为的，在故宫业务和学术上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杨新在故宫从事中国古代书画的陈列与研究，除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业务外，又曾跟随徐邦达、启功先生为主力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到全国各大博物馆鉴定书画，眼界大开，知识渐长，使其书画鉴定研究有了更为厚实的基础。

杨新曾担任徐邦达先生工作助手6年之久，受徐先生教导尤多，影响更深。
清宫旧藏以书画铜瓷为大宗，15万件书画也成为今天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优势。从20世纪50-60年代，直至80年代，北京故宫所藏古书画先后经过徐邦达、张珩、启功等先生的鉴定，对这些书画的作者、流派、时代、内容等方面给予了客观的基本定位。其中徐邦达先生贡献尤多。杨新从徐邦达身上受到两方面教育：
一是学习徐先生对工作全身心投入的精神。杨新从徐邦达为故宫古书画藏品所建的档案资料中，深刻感受到先生的认真、严谨、细致：“在所立栏目中，除了登记其质地、尺寸、款字、来源等各项之外，还要对其收藏印鉴、题跋进行识别，对其内容、真伪、艺术等写出评语，查出文献的记载，后还有识真伪的结论等，实际是一次科研活动。先生所做的这些工作，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在书画方面的陈列研究、编辑出版及对外交流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档案至今仍然在使用。”（杨新：《我跟徐邦达先生学鉴定》）

故宫的老一辈学者，不是把书画鉴定视为一项单纯的“技术活”，而是明确藏品的价值，与文物藏品有很深的感情，有着负责认真的工作态度。这是故宫学人的优良传统。杨新先生既学习继承徐邦达等先生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又学习实践他们对故宫、对文化遗产、对自身工作的严谨认真的态度。
徐邦达、启功先生的教诲，一般不是耳提面命，而主要体现在他们具体的书画鉴定过程中。他们的片言只语，往往重若千钧，凝结着老先生的才学与识见，是他们毕生经验的总结，其中就有度人的“金针”。对学习者来说，则要处处留心，仔细观察，反复体味，当然也要具备相当的基础，还要有灵性和悟性。杨新做到了这一点。他的20多本笔记，就是亲承謦欬的学习记录。在《我跟徐邦达先生学鉴定》一文中，更有满怀深情的真切回忆。1980年他随徐先生在云南省博物馆看“参考品”时，凭着积累起来的知识，把一件曾为乾隆皇帝存疑、亦被张珩先生否定的宋代郭熙山水图判为真迹，得到徐先生的认可，说明他在研究鉴定之路上的勤奋与进步。徐邦达对杨新则寄予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