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字画鉴定机构,字画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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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眼印象”极为重要，不可轻易放过。“眼印象”是在简单粗略的分析基础上的综合判断，具有整体认识的合理性和敏锐感。从人们认识事物的思维方法来讲，需要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将各方面的情况联系起来加以整体认识，才能深入了解事物的本质。书画鉴定的目的，就是要拨开重重迷雾和假象，达到知真伪、明是非，因而也同样需在各个部分的分析基础上进行综合的整体认识，才能做到判断的准确性。抓住了“眼印象”，不轻易放过，就可以牢牢把握住整体观念，避免以偏概全。“眼印象”具有认识的模糊性特征，在人类认识客观事物之中，模糊现象或模糊概念、模糊判断等普遍存在，是人们把握对象本质和规律的一条重要途径，它的科学价值已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在对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探讨中，有人认为，西方文化结构以细节分析居优：东方文化结构以整体综合见长。还有人提出，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崇尚整体和综合，并指出这种认识缺乏由模糊思维向思维转变的缺点等。如果这些理论能成立的话，那么我想，以“眼印象”来解释传统书画鉴定的“望气”说，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的特点的。

学习书画鉴定原理及其方法论，遍历书画史上所有的重要书画家及其作品，淘沙取金，学习真正艺术水平高的作品，提高眼力，真正看懂笔墨优劣，将持续为你书画艺术追求道路上提供明确的方向及目标。
书画鉴定，当是中国书画欣赏与教学的步工作。
书画鉴定，顾名思义就是判定一件书画作品的时代、真伪并品评其价值的一项性工作。书画创作，是指创作者为表现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传达自己的思想而书写、绘制出书画作品的一项艺术活动。书画鉴定由对书画的赏及鉴两方面组成。欣赏是人的主观认识，寻求愉悦，而鉴定是人的客观认知，更讲究分析、研究、求证。书画鉴赏，赏是前提，具备赏的能力才会有鉴的方法。

装裱与书画本身的关系要间接一些，但有时也可作为鉴定书画的有力佐证。各个时代的绫、锦，其花纹、色泽多不相同，装裱的式样也有出入。前人的收藏印多盖在裱件的接缝上，这就必然同装裱形式有密切的关系。如的宋“宣和装”，故宫博物馆藏的梁师闵《芦汀密雪图》是个较典型的例子：玉池用绫，前、后隔水用黄绢，白麻笺作拖尾，连本身共五段。玉池和前隔水之间盖“御书”葫芦印，前隔水与本身之间盖双龙玺及年号玺各一，本身与后隔水之间盖年号玺二，拖尾上盖“内府图书之印”，共用七玺。“宣和装”虽有例外，但这是比较标准的格式。不少赝迹上的伪宣和玺，往往是漫无规律，乱打乱盖。金章宗也用七玺，染清标常在前、后隔水上用两印。乾隆用五玺、七玺、八玺、十三玺不等。这些都各有他们的习惯。

正规字画鉴定机构书画历来反映着从帝王以至有产的爱好。这些收藏者为了对书画留下经过自己收藏的痕迹和欣赏者的寄情翰墨，往往在书画上印上自己的印章或加上题跋，或者再将书画的内容如尺寸、款识、印章、题跋等等详尽地作了记录，编成著录。这些书画从甲转到乙，从前代转到后代的递相流传，层出不穷地又在上面频添了多少印章或题跋以及著录书，使这些书画经历了多少年的沧桑，昭示了它的流传有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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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赵孟坚（子固）的生卒时间，许多文献记载为生于南宋庆元五年己未（1199），卒于元代元贞元年乙未（1295），97岁。有人对此有怀疑，但一直未能解决。1962年《文物》第12期，刊载了蒋天格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考证文章，推算出大约卒于景定五年至咸淳三年以前，依然还没有作出肯定的结论。我们根据赵孟坚的朋友顾光题赵氏《水仙》卷诗，中有"甲子须臾事，蓬来尺五天"二句，清楚地说出赵孟坚死在甲子年，即南宋景定五年（1264），时年65岁。这样就解决了多年来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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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帝王的年号在开始或终结时，常常都不是整年整月，而是相互交叉的。某个皇帝死了，又换了个新皇帝，有的就改了元，即换了年号，也有些当年并没有改元，依然沿用旧的年号。例如：明神宗朱翊钧在位48年，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死的，八月朱常洛（光宗）做了皇帝，改元泰昌，仅一个月就死了，九月朱由校（熹宗）做了皇帝后就没有改元，直到下一年（1621）才改元为天启。我们从某些书籍上看，万历只有47年，泰昌仅有一个月也被算成一年。又如：朱由检（毅宗）是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死的，但有的书籍上把这一年算作清代顺治元年。
我们在书画的落款上，如果看到写为万历四十八年庚申春日或夏日，均是符合逻辑的，如果写为万历四十八年腊月，则不符合逻辑，是有问题的。如果落泰昌年号的款，写成泰昌元年庚申春日或夏日，也可以肯定是有问题的。崇祯年号的书画款，如果写为崇祯十七年春日，同样是符合逻辑的，例如：杨铉《临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卷的款写为："摹宋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时崇祯十七年春月也。"这是无可怀疑的。有些人如果不了解这种历史过程，以为崇祯只有16年，就可能将这件作品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