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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的涵义和画的分类是我们鉴别古字画时遇到的关。不懂得书画的涵义和画的分类，也就无从鉴别。为了扫清这一障碍，还得要懂得这方面的常识。否则字画的优劣无法确定，价格的高低将无准绳，欣赏时也会失掉依据。
书画是书法和绘画的统称。书画鉴定也就是泛指宣画-中国画、书法的鉴定。鉴定需遵循鉴定规律和一般原则。即时代艺术特征、艺术家或主体艺术特征、特殊的时空特征等作真伪价值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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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价值的鉴定也是遵循上述原则的基础上的艺术创造性(特美的符号性)、历史文化性，以及特性、稀有性的认定。国画（宣画）：即用颜料在宣纸、宣绢上的绘画，是东方艺术的主要形式（薛宣林定性）
不懂鉴定就不懂书画。中国书画的临摹伪造自古就有，书画发展史一千多年，也就有一千多年的书画伪造史。早在唐宋时期，就有为了各种目的而出现的书画复制品。明清时期，随着商业的繁荣，书画交易市场发达，书画造假猖獗，商贾公然造假，画家参与造假，名家容忍造假。造假作品流传至今，更是鱼目混珠，真假难辨。如不懂得鉴定，不识优劣，爱之弥深，误之弥深。

装裱与书画本身的关系要间接一些，但有时也可作为鉴定书画的有力佐证。各个时代的绫、锦，其花纹、色泽多不相同，装裱的式样也有出入。前人的收藏印多盖在裱件的接缝上，这就必然同装裱形式有密切的关系。如的宋“宣和装”，故宫博物馆藏的梁师闵《芦汀密雪图》是个较典型的例子：玉池用绫，前、后隔水用黄绢，白麻笺作拖尾，连本身共五段。玉池和前隔水之间盖“御书”葫芦印，前隔水与本身之间盖双龙玺及年号玺各一，本身与后隔水之间盖年号玺二，拖尾上盖“内府图书之印”，共用七玺。“宣和装”虽有例外，但这是比较标准的格式。不少赝迹上的伪宣和玺，往往是漫无规律，乱打乱盖。金章宗也用七玺，染清标常在前、后隔水上用两印。乾隆用五玺、七玺、八玺、十三玺不等。这些都各有他们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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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山居图》 元 黄公望
题跋，虽然它也是依据之一，不过，凡是书画上并不都有，它不能如印章一样可以左右逢源地随时运用。题跋本身是书，而取以作证的在于它的文字内容，这些文字的内容，或者以诗歌来咏叹书画，或者以散文来评论书画，或者记述书画作者，或者评论前人的题跋的当否并对书画加以新的评价，它对鉴别也具有很大的说服力。
《大唐三藏圣教序》 褚遂良  楷书  局部
著录对于鉴别，虽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然而，仍然起信任作用，而且对加强书画的地位，具有很大的威力，它足以引人入胜或者到迷信的地步。
别字：历来把写别字的问题看得很严重，书画作者等都不至于有此等错误，如书画上或题跋上，尤其是书画上的题款等等出现了这种情况，都被认为是作伪者所露出的马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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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书画家的生卒时间等问题，在过去的文献中，有的没有记载，有的记载不够真确，这样，作品本身就变成了手材料，它能补充文献的不足或纠正文献的错误。
例如：有些书画家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但在文献上根本就查不到这位画家，更谈不上弄清他的字号、籍贯、生卒时间、艺术专长和主要活动了。这样的例子是相当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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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帝王的年号在开始或终结时，常常都不是整年整月，而是相互交叉的。某个皇帝死了，又换了个新皇帝，有的就改了元，即换了年号，也有些当年并没有改元，依然沿用旧的年号。例如：明神宗朱翊钧在位48年，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死的，八月朱常洛（光宗）做了皇帝，改元泰昌，仅一个月就死了，九月朱由校（熹宗）做了皇帝后就没有改元，直到下一年（1621）才改元为天启。我们从某些书籍上看，万历只有47年，泰昌仅有一个月也被算成一年。又如：朱由检（毅宗）是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死的，但有的书籍上把这一年算作清代顺治元年。
我们在书画的落款上，如果看到写为万历四十八年庚申春日或夏日，均是符合逻辑的，如果写为万历四十八年腊月，则不符合逻辑，是有问题的。如果落泰昌年号的款，写成泰昌元年庚申春日或夏日，也可以肯定是有问题的。崇祯年号的书画款，如果写为崇祯十七年春日，同样是符合逻辑的，例如：杨铉《临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卷的款写为："摹宋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时崇祯十七年春月也。"这是无可怀疑的。有些人如果不了解这种历史过程，以为崇祯只有16年，就可能将这件作品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