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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风格分析派:方闻、李铸晋、吴讷孙、何惠鉴
第二个流派是从书画视觉方式入手的图像风格分析派,这种与传统书画鉴定方法大相径庭的鉴定方法,源于新的学术思想方法与中国传统绘画史学研究的结合。20世纪初,蔡元培先生为英人波西尔的《中国美术史》中译本作序,倡导对中国画的系统研究;学者兼画家陈师曾也很早译介了日本学者大村西崖的《文人画之复兴》一书,并写了《文人画之价值》的名篇。二战后,鉴于中国艺术品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大量流散海外的事实,美国便开始大批吸收华裔美术史家赴美学习研究,并让他们长期执教于各所大学和艺术研究机构。如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方闻、堪萨斯大学的李铸晋、耶鲁大学与华盛顿大学的吴讷孙以及克利夫兰博物馆的何惠鉴等学者。直到80年代,陆续赴美求学且学有所成、颇具影响的尚有石守谦、陈葆真以及方闻先生的高足傅申等几位学者。
辛丑年正月初七,是我国的古书画鉴定家和美术史学家杨新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日子。“情满紫微五十载,才溢翰苑八秩秋”,这副挽联概括了先生为故宫无私奉献的一生。1965年,先生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分配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投身美术史和博物馆事业五十余载,曾先后担任陈列部副主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等职务,为我国文物保护和文物研究做出了的贡献。先生的学术成果是我国美术史领域宝贵的财富。先生对故宫的热爱、对博物馆事业的钟情、对古代文物的钻研精神、对同事的热情友善,是我们新一代故宫人学习的。值杨新先生去世一周年纪念,我们推出一组杨新先生的同仁、学友及弟子们撰写的纪念文章,以缅怀先生,追忆其学术思想、治学精神、和同道友谊。杨新先生(19406-20201),古书画研究,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
杨新曾担任徐邦达先生工作助手6年之久,受徐先生教导尤多,影响更深。
清宫旧藏以书画铜瓷为大宗,15万件书画也成为今天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优势。从20世纪50-60年代,直至80年代,北京故宫所藏古书画先后经过徐邦达、张珩、启功等先生的鉴定,对这些书画的作者、流派、时代、内容等方面给予了客观的基本定位。其中徐邦达先生贡献尤多。杨新从徐邦达身上受到两方面教育:
一是学习徐先生对工作全身心投入的精神。杨新从徐邦达为故宫古书画藏品所建的档案资料中,深刻感受到先生的认真、严谨、细致:“在所立栏目中,除了登记其质地、尺寸、款字、来源等各项之外,还要对其收藏印鉴、题跋进行识别,对其内容、真伪、艺术等写出评语,查出文献的记载,后还有识真伪的结论等,实际是一次科研活动。先生所做的这些工作,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在书画方面的陈列研究、编辑出版及对外交流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档案至今仍然在使用。”(杨新:《我跟徐邦达先生学鉴定》)
《大唐三藏圣教序》 褚遂良 楷书 局部
著录对于鉴别,虽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然而,仍然起信任作用,而且对加强书画的地位,具有很大的威力,它足以引人入胜或者到迷信的地步。
别字:历来把写别字的问题看得很严重,书画作者等都不至于有此等错误,如书画上或题跋上,尤其是书画上的题款等等出现了这种情况,都被认为是作伪者所露出的马脚。
《捣练图》 唐 张萱 宋摹本 局部
年月:书画上或题跋上所题的年月或与作者的年龄、生卒年不符,或与事实有出入,也将被认为是作伪的佐证。
避讳:在封建帝王时代,临文要避讳,就是当写到与本朝皇帝的名字相同的字,都要少写一笔,这就叫避讳,通称为缺笔。在书画上面,看到缺笔的字,是避的哪代皇帝的讳,就可断定书画的创作时期,不能早于避讳的那代皇帝的时期,否则就是作伪的漏洞。这一问题,一向作为无可置辩的铁证。
题款:以书画的题款作为鉴别的主要依据,只要认为题款是真,可以推翻其他证据来论定真伪。
如从以上方面对一幅古书画进行鉴定,即使不确定该作者的笔墨特征,也能从容自信面对 。
书画上的印章,主要分为三类:一、作者本人的印章,二、题跋人的印章,三、收藏、鉴赏人的印章。这些印章又分为三个方面:一、姓名、字号、斋馆、堂号印,二、闲文、吉语、警句印,三、收藏、鉴赏印。
书画鉴赏要从作品的风格、笔墨、色彩、构图、章法、画法、印章、纸张、装裱、题跋等方面来进行,其中主要的方面还是书画本身及书法、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