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奉贤仪器校准机构-校正计量

广东省世通仪器检测服务有限公司2005年由恒宇仪器出资成立于广东东莞市。恒宇仪器创立于2000年，是研发制造品质检测仪器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依托深耕品质检测仪器多年的制造研发优势，充分利用公司在仪器检测人员、技术、服务等面的资源优势，出资2500万成立世通仪器检测服务有限公司，为顾客提供更全面更的服务。
公司拥有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40余个，参与起草国家标准和制定规范规程多个，在国内期刊发表多篇论文，为省、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省重合同守信用企业，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东莞市专利培育企业，是CMA、中国实验室CNAS，国际ilac-MRA认证单位，东莞市中小企业服务机构示范单位，东莞市质量协会会员单位，广东省科学技术实验室联合会会员单位。2014年受到广东省科技厅及国家科技部“技术创新”专项资助。
广东世通检测校准中心实验室面积2000多平方米，实验室校准源，拥有福禄克、惠普、安捷伦、菊水、新天等大批进口、国产仪器一千余台套，校准检测覆盖范围广。中心设有：力学、长度、衡器、电学、电磁、热工、理化、光学、几何量、电力、轻工等校准检测实验室。
为确保公司以更高的品质服务客户，2019年投资7000余万元在东莞新建1万多平方实验大楼，广东世通将以更高的品质、更完善的服务，更强大的技术团队，为客户提供、的服务。
长度计量校准实验室：量传标准设备、检测维修能力强的实验室，本室共建有量块、平直度、粗糙度、光学仪器、测绘仪器、通用量具、精密测量、三坐标测量机、圆度仪、验光标准器组等共55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负责本地区的几何量的量值传递，提供检测和校准服务，开展各项目计量仪器的检定、校准、修理。
人物简介
　　赫兹出生在德国汉堡一个改信基督教的犹太家庭。父亲是汉堡城的一名顾问，母亲是一位医生的女儿。在他去柏林大学就读之前就已经展现出良好的科学和语言天赋，喜欢学习阿拉伯语和梵文。他曾经在德国德累斯顿、慕尼黑和柏林等地学习科学和工程学。他是古斯塔夫·基尔霍夫和赫尔曼·范·亥姆霍兹的学生。1880年赫兹获得博士学位，但继续跟随亥姆霍兹学习，直到1883年他收到来自基尔大学出任理论物理学讲师的邀请。1885年他获得卡尔斯鲁厄大学正教授资格，并在那里发现电磁波。赫兹在柏林大学随赫尔姆霍兹学物理时，受赫尔姆霍兹之鼓励研究麦克斯韦电磁理论，当时德国物理界深信韦伯的电力与磁力可瞬时传送的理论。因此赫兹就决定以实验来证实韦伯与麦克斯韦理论谁的正确。依照麦克斯韦理论，电扰动能辐射电磁波。赫兹根据电容器经由电火花隙会产生振荡原理，设计了一套电磁波发生器，赫兹将一感应线圈的两端接于产生器二铜棒上。当感应线圈的电流突然中断时，其感应高电压使电火花隙之间产生火花。瞬间后，电荷便经由电火花隙在锌板间振荡，频率高达数百万周。由麦克斯韦理论，此火花应产生电磁波，于是赫兹设计了一简单的检波器来探测此电磁波。他将一小段导线弯成圆形，线的两端点间留有小电火花隙。因电磁波应在此小线圈上产生感应电压，而使电火花隙产生火花。所以他坐在一暗室内，检波器距振荡器10米远，结果他发现检波器的电火花隙间确有小火花产生。赫兹在暗室远端的墙壁上覆有可反射电波的锌板，入射波与反射波重叠应产生驻波，他也以检波器在距振荡器不同距离处侦测加以证实。赫兹先求出振荡器的频率，又以检波器量得驻波的波长，二者乘积即电磁波的传播速度。正如麦克斯韦预测的一样。电磁波传播的速度等于光速。1888年，赫兹的实验成功了，而麦克斯韦理论也因此获得了无上的光彩。赫兹在实验时曾指出，电磁波可以被反射、折射和如同可见光、热波一样的被偏振。由他的振荡器所发出的电磁波是平面偏振波，其电场平行于振荡器的导线，而磁场垂直于电场，且两者均垂直传播方向。1889年在一次的演说中，赫兹明确的指出，光是一种电磁现象。次以电磁波传递讯息是1896年意大利的马可尼开始的。1901年，马可尼又成功的将讯号送到大西洋彼岸的美国。20世纪无线电通讯更有了异常惊人的发展。赫兹实验不仅证实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更为无线电、电视和雷达的发展找到了途径。随着迈克尔逊在1881年进行的实验和1887年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推翻了光以太的存在，赫兹改写了麦克斯韦方程组，将新的发现纳入其中。通过实验，他证明电信号象詹姆士·麦克斯韦和迈克尔·法拉第预言的那样可以穿越空气，这一理论是发明无线电的基础。他注意到带电物体当被紫外光照射时会很快失去它的电荷，发现了光电效应 （后来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给予解释）。1894年37岁的赫兹因为败血症在波恩英年早逝。他的侄子古斯塔夫·路德维格·赫兹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古斯塔夫的儿子卡尔·海尔莫斯·赫兹创立了超声影像医学。
人物成就
　　海因里希·鲁道夫·赫兹（Heinrich Rudolf Hertz）在1886年至1888年间通过试验验证了麦克斯韦尔的理论。他证明了无线电辐射具有波的所有特性，并发现电磁场方程可以用偏微分方程表达，通常称为波动方程。1887年11月5日，赫兹在寄给亥姆霍兹一篇题为《论在绝缘体中电过程引起的感应现象》的论文中，总结了这个重要发现。接着，赫兹还通过实验确认了电磁波是横波，具有与光类似的特性，如反射、折射、衍射等，并且实验了两列电磁波的干涉，同时证实了在直线传播时，电磁波的传播速度与光速相同，从而全面验证了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的正确性。并且进一步完善了麦克斯韦方程组，使它更加优美、对称，得出了麦克斯韦方程组的现代形式。此外，赫兹又做了一系列实验。他研究了紫外光对火花放电的影响，发现了光电效应，即在光的照射下物体会释放出电子的现象。这一发现，后来成了爱因斯坦建立光量子理论的基础。1888年1月，赫兹将这些成果总结在《论动电效应的传播速度》一文中。赫兹实验公布后，轰动了全世界的科学界。由法拉第，麦克斯韦总结的电磁理论，至此才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888年，成了近代科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赫兹的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证实了麦克斯韦发现的真理，更重要的是了无线电电子技术的新纪元。随着迈克尔逊在1881年进行的实验和1887年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推翻了光以太的存在，赫兹改写了麦克斯韦方程组，将新的发现纳入其中。通过实验，他证明电信号象詹姆士·麦克斯韦和迈克尔·法拉第预言的那样可以穿越空气，这一理论是发明无线电的基础。他注意到带电物体当被紫外光照射时会很快失去它的电荷，发现了光电效应，后来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给予解释。
科学贡献
　　赫兹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很大贡献，正当人们对他寄以更大期望时，海因里希·鲁道夫·赫兹却于1894年元旦因血中毒逝世，年仅36岁。为了纪念他的功绩，人们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各种波动频率的单位，简称“赫”。赫兹也是是国际单位制中频率的单位，它是每秒中的周期性变动重复次数的计量。赫兹的名字来自于德国物理学家海因里希·鲁道夫·赫兹。其符号是Hz。电（电压或电流），有直流和交流之分。在通信应用中，用作信号传输的一般郝是交流电。呈正弦变化的交流电信号，随着时间的变化，其幅度时正、时负，以一定的能量和速度向前传播。通常，我们把上述正弦波幅度在1秒钟内的重复变化次数称为信号的“频率”，用f表示；而把信号波形变化一次所需的时间称作“周期”，用T表示，以秒为单位。波行进一个周期所经过的距离称为“波长”，用λ表示，以米为单位。f、T和λ存在如下关系： f=1/T ，v=λ.f ，其中，v是电磁波的传播速度，等于3xlO^8米/秒。频率的单位是赫兹，简称赫，以符号Hz表示。赫兹（H·Hertz）是德国的物理学家，1887年，是他通过实验证实了电磁波的存在。后人为了纪念他，把“赫兹”定为频率的单位。常用的频率单位还有千赫（KHz）、兆赫（MHz）、吉赫（GHz）等。在载带信息的电信号中，有时会包含多种频率成分；将所有这些成分在频率轴上的位置标示出来，并表示出每种成分在功率或电压上的大小，这就是信号的“频谱”。它所占据的频率范围就叫做信号的频带范围。例如，在电话通信中，话音信号的频率范围是300～3400赫；在调频(FM）广播中，声音的频率范围是40赫～15千赫，电视广播信号的频率范围是0～4.2兆赫等。
光电效应
　　光照射到某些物质上，引起物质的电性质发生变化。这类光致电变的现象被人们统称为光电效应。金属表面在光辐照作用下发射电子的效应，发射出来的电子叫做光电子。光波长小于某一临界值时方能发射电子，即极限波长，对应的光的频率叫做极限频率。临界值取决于金属材料，而发射电子的能量取决于光的波长而与光强度无关，这一点无法用光的波动性解释。还有一点与光的波动性相矛盾，即光电效应的瞬时性，按波动性理论，如果入射光较弱，照射的时间要长一些，金属中的电子才能积累住足够的能量，飞出金属表面。可事实是，只要光的频率金属的极限频率，光的亮度无论强弱，光子的产生都几乎是瞬时的，不超过十的负九次方秒。正确的解释是光必定是由与波长有关的严格规定的能量单位（即光子或光量子）所组成。这种解释为爱因斯坦所提出。光电效应由德国物理学家赫兹于1887年发现，对发展量子理论起了根本性作用，在光的照射下，使物体中的电子脱出的现象叫做光电效应（Photoelectric effect）。光电效应分为光电子发射、光电导效应和光生伏打效应。种现象发生在物体表面，又称外光电效应。后两种现象发生在物体内部，称为内光电效应。光电效应里，电子的射出方向不是完全定向的，只是大部分都垂直于金属表面射出，与光照方向无关，光是电磁波，但是光是高频震荡的正交电磁场，振幅很小，不会对电子射出方向产生影响。hυ=(1/2)mv^2+I+W 式中（1/2)mv^2是脱出物体的光电子的初动能。金属内部有大量的自由电子，这是金属的特征，因而对于金属来说，I项可以略去，爱因斯坦方程成为 hυ=(1/2)mv^2+W 假如hυ 英年早逝
　　在1892年，赫兹被诊断出感染了韦格纳肉芽肿(发病时会经历剧烈的头痛)，而他试着去治疗这种疾病。 在1894年，赫兹终于在德国波恩离世，享年36岁，他死后被埋在Ohlsdorf汉堡的犹太墓地。 赫兹死后留下了他的妻子伊丽莎白‧赫兹（原名：伊丽莎白‧道欧）和两名女儿乔安娜和玛蒂尔德。 而他的妻子在他死后并没有改嫁。 1930那年代，希特勒崛起，他的妻子和三名女儿也从德国搬到英国。 1960年，查尔斯萨‧斯坎德拜访了玛蒂尔德‧赫兹，询问有关她父亲的事，并在不久之后出版了一本有关海因里希‧赫兹的书。根据查尔斯萨的书指出，赫兹的两名女儿都没有结婚，因此他没有任何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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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地址
东莞总部：广东省东莞市道滘镇厚德上梁洲工业区四横路7号
江苏世通：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开发区昆嘉路379号
重庆世通：重庆市北碚区万宝大道184号3楼
走进计量大院　　
1962年，我从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后与同校的谢声洛及仇乃荣赴国家计量局报到。到北京站后直奔中关村，到处打听也没有人知道从事计量科研的部门(有人甚至要我们去找粮食部门——计算粮食)。第二天通过国家科委才得知在小黄庄。记得人事处张凤山同我们谈话时说:“有两项工作要干，一个是pH值，另一个是制造用作基准的标准电池，你们看谁干哪一个？”我俩大眼瞪小眼，心想这两种仪器都很不起眼，还要我们两个大学毕业生干什么？张见我们都不作声，就“乱点鸳鸯谱”了，指着我说:“那你做标准电池，谢声洛搞pH值吧!”就这样，让我与标准电池结下了40多年的不解之缘!

到国家计量局时正值我国经济困难时期，条件很艰苦，但是在党的领导下，领导和群众同甘共苦、心情舒畅、干劲很足。有一次，实验室主任罗振之给我一张半个巴掌大的油印小票，让我去人民大会堂听周恩来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使我有幸亲眼目睹周的风采，不用稿子讲了一下午，令我终生难忘!想不到30多年后的2001年我又迈进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不仅坐在前排，还走上台从党和人手中接过国家技术发明奖奖状。以下通过我制造标准电池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来看我国计量科技艰难发展的奋斗历程。

＋进入标准电池的研制领域　
我到电磁处(现为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电学量子所，编者注)后，接过何锡蘅同志从苏联学习带回的有关标准电池记录的笔记本，并请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王琏教授作顾问。当时学术氛围十分民主，领导放手让你干，并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我从书本及生产实际两方面着手开始研制工作。在武汉大学学习时，我的导师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查全性教授(因文革后一次会议上个向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尽快恢复高考而全国)。有一次我们师生同时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我开玩笑说:“查先生，您教我的‘电极过程动力学’我只用了点皮毛，可您教我的科研方法及如何查资料、如何入手，我可正发扬光大呢!”他笑着说:“那就够了，这才是重要的。”我从《美国化学文摘》(C.A.)入手，从韦斯顿(Weston)1892年发明标准电池开始查阅，1年、5年、10年，主题、作者等索引开始查阅，一直查阅到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近70年来已发表的300多篇有关论文，再一一做简介、摘要并整理成册，还以文章作者、主题、文种、年代等作索引分类汇编。由于我在大学时学俄语，而今大部分资料是英文的，日文、德文及法文资料也不少，我只好硬着头皮自学外语，除英文外，连日、德文也拿着字典慢慢地可看明白文章的大致内容，对重要的工艺过程、操作方法一定要弄清楚，就采用一边请情报室同志口译，我一边笔录的方式。凭这本文摘(以后又不断补充直到退休)我较好地掌握了国外标准电池的发展和新情况。领导还派我(还有樊文敏及搞电阻的崔广英、杨家桂等同志)去上海电工仪器厂实习，学会了除电池封口外的全部制造工艺。此时我既有了理论基础，又有了实践经验，并掌握了国外90%以上的文献资料，遇到什么问题，查查国外是怎样克服的？如没有现成的方法，也有启示作用，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大干一场的条件也已具备了。

不巧的是“文革”开始了，我因家庭问题受到严重冲击，但只要有机会，我仍去图书馆补充索引。记得曾向当时的电磁处领导申德洙提出过:美国正在研究采用约瑟夫森效应保存电压单位的信息，并建议电磁处组织力量研究。“文革”期间，标准电池制造工作时断时续，时任电磁处处长张启超让我参加有关标准电池制造的讨论会，在会上我提出要增加用电解法制造的电池，因当时制造厂为了批量生产低档标准电池，采用化学沉淀法。张启超处长小结时决定两种方法都各制造一批，现今采用电解法制备的标准电池已占优势就证明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以我当时在“文革”中的处境，居然不仅让我参加会议还采纳我的建议，可见当时计量院学术氛围十分民主，没有“学霸”，大家都在努力工作，谁有道理就听谁的!

＋集体协作攻难关　
十年“文革”后，我从河南确山五七干校回到计量院工作，此时人已步入中年，很有紧迫感，举目看看国外的发展，下决心奋起直追。情报室袁先富研究员建议我在收集了那么多国外资料的基础上写个综述，于是我写了几万字的综述，总结了当时已收集到的所有国外资料中的精华内容，并详细摘录一万余字刊登在1978年期的《国外计量》杂志上，文中后提出的电压单位保存方式的五个发展方向直到20多年后我退休时仍有现实意义。此时，我还通过《化学通报》看到扬州师范学院诸询治教授发表的一篇有关标准电池的很好的论文。经多方打听找到诸教授，我到现场一看，深感扬州师院比制造厂更适合研制基准电池。当时大学的教学任务并不重，扬州师院领导也很支持，并让诸教授的两位学生(已留校的穆绍林等)参与此项工作。1976年唐山地震时，我们住抗震棚也未间断电池制造工作，全部电池均采用我一直坚持的电解法制备的方法制造。据当时国家计量局物资处的张晓惠同志讲，扬州师院生产的标准电池产值与全局下属所有计量实验工厂的总产值相当了。与此同时，上海电工仪器厂、上海计量局附属工厂、天水长城电工仪器厂等电池制造厂也与我们协作以研制更好的标准电池。于是，我们组织全国标准电池生产厂及计量部门下属厂共计八个单位开展标准电池电动势-温度系数测试工作，昼夜不停历时半年多，测得数以万计的数据，采用算盘及手摇计算机处理，所得到的结果比同期进行此类工作并被认为是世界上好的美国国家标准局(NBS)和西德联邦物理技术研究院(PTB)的还要好，所写的论文在我国高学术刊物《中国科学》上发表，并获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奖，这大大地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刚进国家计量局时曾听老同志介绍世界上好的计量天平不是发达国家大公司制造的，而是奥地利一家世袭的家庭作坊生产的，当时我深受鼓舞，决心把标准电池做到世界水平!此时通过多年大量测试考察近千只新制造的标准电池，发现其电动势值一直普遍升高，这是有违电化学原理的。我怀疑作为其测试标准的、从苏联进口的国家基准电池组的数值正在逐年下降，应作整体淘汰并更换补充新电池。但是，由于新电池需经过几年考核才能区分出优劣，于是，我总结出新的筛选方法，新电池经人为老化后，短期(3个月)即可判定其优劣，这大大地缩短了实验周期，新电池的生产改进速度大大加快，各制造厂都制造了一大批优良标准电池，进入我国标准电池生产的繁荣期。全国都使用国产标准电池作为电压标准，日后出口及送国际计量局(BIPM)及PTB等的基准电池也都是我从此期间生产的标准电池中经长期考察、测试后择优挑选出来的。

＋错失出口良机　
我国的优良标准电池生产后立即被外商盯上了。加拿大高联公司以几美元一只的从我国购置一大批“赤膊”电池，当时我们还非常高兴，认为国产标准电池出口赚外汇了。后据当时的水电部电气科学研究院的张叔涵研究员讲，他去高联公司参观过，该公司是个三无企业(无固定人员、无设备、无场地)。他们事先印刷十分精美的铜版纸广告、说明书寄有关部门，订单回来后根据数量从我国购买核心部分(几美元一只的“赤膊”标准电池)，然后找人设计控温电池线路，其外形十分漂亮(用拉帘式硬木做)，便于放在飞机座位下，内装4、6、10及12只标准电池，零部件外加工，再租场地组装成形，按订货单发货后人员解散。经组装后每台均卖几千甚至于几万美元，据说他们赚了几百万美元。然而他们没时间也不会筛选标准电池，不分优劣地卖给一些国家计量院。我去过的几个国家，看到他们都购买了多台高联公司的控温电池。也有买到不好的，其中像新加坡有一组控温电池中的一只电池不行了，我到新加坡比对标准电池时同他们一起打开该控温箱，一看才知是我国生产的标准电池。
在我们身上发洋财的不止高联公司一家，英国Tinsley公司也发财了。有次朝鲜来我院送检控温标准电池(4只装)，我一看外形就说:“是中国出产的，这种低档标准电池在中国只能作二等标准(省级计量部门都不能用)，一千多元人民币就可买到，我国比这好的电池多得很”。朝方则说:“铭牌明明是英文写的Tinsley公司制造的，怎么会是中国的呢？而且花了两万美金从英国进口的，是我本人亲自去香港提货的。”我笑着拿出一台北京计量仪器厂送检的中文铭牌电池对他讲:“您看看!除铭牌是中文的外，连每个螺钉都一模一样。”此英文铭牌在制造厂时我亲眼看工人做的，英文说明书还经我审校过(英文翻译不懂计量)。当时我真有一种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的感觉。这家公司只将这组控温电池从我国内地提到香港地区(都没有进入英国国界)就赚了十多万元人民币。

类似实例还真不少。在国际电学咨询会议上，因瑞典保存电压单位的基准电池不行了，其一位代表问:“何处可买到好的标准电池？”国际计量局局长指着我国代表说:“China”，于是我国参会代表在会议上作了介绍。他回国一个多月后看到我才想起此事，连忙告诉我地址，我赶快写信给瑞典代表，其回信称:“很高兴知道优良标准电池来源于中国，但我们已从东德买到基准电池，谢谢!”原来在会议上，东德代表团因当时东、西德合并，东德基准电池不需要了，一散会马上找到瑞典代表成交了，我们拖了近2个月而错失了良机。
更可惜的事是:BIPM从事电压单位研究的D.Reymann先生多次测量我们的标准电池后评价很高，1982年9月8日给我来信问:“几个国家电学实验室的同行们对这些标准电池取得的结果非常感兴趣，并希望能为他们的实验室购买这些标准电池。如果可能的话请通知我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供给标准电池”。结果由于我国体制方面的原因，亦未办成而错失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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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测试仪器校准，测试仪器计量，测试仪器校正，测试仪器校验，测试仪器检定，测试仪器外校，测试仪器检验，测试仪器校验。东方一曲响彻寰宇 筑梦九天开启新程

——纪念“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五十周年

人类自古就对广袤无垠的天空充满向往，民族世代传递着探索寰宇的梦想。从《淮南子》中的嫦娥奔月到《列仙传》里的驭龙飞行，从半山遗址里的陶塑人像到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飞天，从宋代冯继升朝堂上演示火箭法到明朝陶成道载人升空血染天疆……历史在公正地记录每个人走过的足迹，历史也忠实的把创新的课题留给后人。

忆往昔——让峥嵘岁月历久弥新

请将思绪拉回到1970年4月24日。这一天，我国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酒泉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第五个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同时也拉开了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空的序幕。这一天，在远离北京的军垦农场中的张龙贵和其他中国人一样，当卫星划破长空，听到熟悉清脆的乐曲《东方红》时，他情不自禁的和身边学员互相拥抱、拍手叫好，当时有不少同学问他：“星上有你们室的晶体吧？”张龙贵激动的大声回答“有！有呀！” 。

张龙贵，中国航天二院二〇三所代晶体人，1969年参与制造了首批用于中国航天的晶体元器件，那时候的他和其他工作在晶体元器件战线上的同志们一样，白天从事科研生产任务，晚上打起精神查阅资料，有些灵感时就连夜做好试验设计，以便第二天投产实践。铅笔头、记录本、橡皮块……经典的办公用品消耗了很多，开水瓶、铁饭盒、大茶缸……熟悉的老三样陪伴着他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挑灯奋战的夜晚。终于，代晶体人排除种种干扰，在不断攻关和改进中将晶体元器件成功交付，为1970年卫星的成功发射作出了重要贡献。

石英晶体作为稳定频率的关键元器件，在卫星、火箭和地面跟踪系统的测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当时的晶体元器件室，是为中国航天各类型号任务提供晶体元器件的单位，可以说张龙贵等人用晶体元器件为“东方红一号”打造了坚强的心脏。1970年4月25日，刷红的人民日报头版上的那句“卫星重一百七十三公斤，用二〇·〇〇九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也是对张龙贵等老一辈航天晶体人好的肯定。

一曲东方红，长歌五十载。这段与“东方红一号”结缘的历史，连接着航天晶体人的昨天与今天，记录着他们的过去与现在。


看今朝——让传承精神赓续永恒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一个民族要有点精神，否则就会失去血性和脊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航天路，传承伟大的航天精神并使之发扬光大，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如果说张龙贵老前辈是代航天晶体人，那我就是一名新时期的航天晶体人。2020年，我入二〇三所工作已经整整九年，工作角色和职责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一开始的旁观者转变为亲历者。在扎根晶体元器件生产的这九年里，我从线上实习到期满转正，从产品测试到检验监制，从问题反馈到工艺改进，作为一名技术人员，在工作时脑子里运转的不是镀膜、键合、微调这些专有名词，就是产品合格率、任务完成率、生产计划和周期。作为新一代的航天青年，成长于后的岁月，见证了中国从崛起到复兴的伟大跨越，对时代进步有着深刻的体会，对国家发展有着强烈的认同，非常希望在老一辈的下，我辈亦能传承和发扬这份实干和坚守的精神。

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航空航天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领域，而航天晶体元器件也正朝着、高可靠、小型化的方向发展。十三五期间，我们晶体元器件研究室的科研能力不断提高，承担了不同级别科研项目的研制，突破了各类产品的设计技术，开发了多种型号的产品加工；在民品任务完成方面，我们共向兄弟院所交付数十万只晶体元器件，这些产品在国家超级工程中大展拳脚，为发射、测控、飞行、回收等任务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在成果获取和条件建设方面，我们申请了数十项专利受理、授权，建成了千级净化间，完成了厂房的升级改造，引进了多台“精、大、贵、稀”的试验设备……这一系列的举措都让晶体元器件的研制和生产能力得到大幅提高。

当代青年不仅要做国家发展的见证者、受益者，更要做民族复兴的参与者、推动者。岁月，青春不朽；生逢其时，重任在肩。


想未来——让前进步伐铿锵有力

太空探索永无止境，逐梦征程任重道远。“十三五”时期是航天事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整装出发。

梦想前行，使命催征，在工作后的九年时间里，我的处世心态和业务水平也在不断提高，通过这些年的实践，我切身感受到了自己的成长进步以及行业的发展变化。当前，中国航天身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压力与阻碍同在。2019年，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国际形势波诡云谲、边境虎狼蠢蠢欲动，面对国家进出口贸易被多方封锁，面对部分设备和原材料被列入禁运名单的不利局面，国内任何单位都责无旁贷，航天二院人秉承毛“有矛必有盾”的指导思想，二〇三所晶体人以“克服一切困难，誓保晶体质量”为行动宗旨，努力为国产化开辟道路，确保按时按量向用户交付产品，终于在2019年收关前完成年度任务。2020年的春节，本是一个阖家团圆的日子，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肺炎将全体中国人阻隔在了家中，武汉封城、全国严管、各行各业停工……逆行而上的人们用生命与死神争分夺秒。在这场抗击的战争中，我看到了自上而下的坚守，看到了四面八方的驰援，更看到了万众一心的阻击，终于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四月，国内的得到了全面控制，大部分省份都实现了确诊和疑似病例零增长。内防反弹，外防输入，在复工复产后，航天晶体人也在与时间赛跑，我身边的同事们都在克服一切困难全员返岗，誓要把落下的任务追回来，把延误的周期赶上去，确保在节点前完成各项工作，因为我们坚信，上下同欲者胜，风雨同舟者兴。

我们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就在领域集中力量攻坚攻关，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寻求突破。我们要在祖国的万里长空中放飞理想，就要有居安思危的紧迫意识，培养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提高捕捉机遇洞察形势的战略眼光。我们要在复兴的壮阔征程上奋勇前进，就坚持创新驱动，深入实施重大工程的基础工作，抢占战略制高点，为提高综合国力提供重要支撑。

越是伟大的工程，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就越多；越是辉煌的跨越，起跳的脚步必然倍加沉重。没有一个寒冬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1970年~2020年，从“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至今，五十年的光阴流转，这五十年，是攻坚克难、勇毅前行的五十年，是奋力、不断创新的五十年，是，功勋的五十年。从“嫦娥”奔月到“天神”对接，从“墨子”升空到“长五”飞天，越来越多的航天史诗将在太空上演，更多的中国奇迹留待我们继续创造。斗转星移、行程万里，我们要坚定爱国爱党、不负韶华的信仰，我们要发扬百折不挠、敢于担当的精神，我们要保持自主创新、开辟新路的勇气……这样的我们才能在探索太空的征途中标注中国航天的新高度，在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完成华夏民族的新跨越，终实现14亿人民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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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斗”与“小斗”之争


春秋早期地处东方的齐国，滨海而地沃，有渔盐之利。姜太公被封为齐侯后，十分重视发展经济，至齐桓公(前685～前643年)时，已成为中原早的霸主。齐桓公逝世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和统治之间的争权夺利，各种矛盾凸显。到了齐景公(前547～前490年)继位前后，社会矛盾已达尖锐化程度，姜姓齐国一天天走着下坡路，在旧势力日趋解体的过程中，新兴势力逐步发展。在这种新旧势力消长的过程中，以田氏为代表的新兴势力日益壮大。

《韩非子》中有这样一段故事:一次，齐景公与晏婴同游少海，登上观景台，齐景公环视着齐国的大好河山，不胜感慨地对晏婴说，太美了，这样伟大、壮丽的河山，不知将来属于谁了。晏婴毫不掩饰地回答:现在的姜姓齐国不久就会被田氏所取代。因为田氏家族深得民心，他们对上笼络重臣，对下私自用“大斗斛、区、釜出贷，小斗斛、区、釜收之”；“君重敛而田氏厚施”，所以民众都扶老携幼地投靠田氏了。尽管晏婴如此直言进谏，却并没有引起齐景公的重视。《左传》对这一历史事件有更详细的记述:公元前538年，晏婴出使晋国，受到上宾规格的接待，在宴会上，晋国大夫叔向趁酒酣耳热之际，向晏婴讨教，问起他对时政的看法，晏婴十分感慨地说了一段话:“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战国时，田陈读音相近，故田氏又作陈氏)。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如无获民，将焉辟之？”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史记》等重要古籍中。

如前所述，春秋早期，齐国已是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曾被列为五霸。当时齐桓公任用管仲改革内政。管仲主张发展工商业，同时建议废除王制，实行依法治国。还特别强调统一度量衡的政治理念。然而，这一思想并未引起重视。谁曾料到这种失误竟会被田氏家族利用，成为夺权斗争的手段。

田氏代齐这场政治斗争绝非一朝一夕，而是经过几代人的耕耘，一百多年的时间才取得成功。度量衡在这场斗争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却是不可回避的事实，故事还得从头说起。田氏是春秋时期陈国厉公(公元前706～前700年)的后代，陈厉公的儿子叫陈完。相传有一次，周国的太史路过陈国，陈厉公就请他为子孙们占卜，太史看完卜兆后说，陈完的子孙有取得国家的可能，但不都是陈国而是姜姓齐国。后来陈国发生了叛乱，陈完就逃出了陈国来到了齐国，这时正是齐桓公四年。齐桓公要立他为相，陈完推辞说，我是逃难在外的人，哪能占据这样高的位置呢？齐桓公就让他当了工正(管理工商业的官吏)，并改叫田完。从此田氏便在齐国站稳了脚跟，并逐渐成为新兴势力的代表。他们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各种改革，并展开与以齐国国君为代表的旧势力的斗争。到了齐景公时代，奴隶主对平民残酷的压榨、无情的杀戮，致使受刖刑(一种酷刑，砍掉一只脚)的人多致使齐国“市”上草鞋跌价而义足涨价，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另一方面，田氏家族已经过多代人的惨淡经营，传到田僖(xi)子时代，家族势力更加壮大。田氏即趁民不聊生之时机，向民众施以小恵，竟无视官府的禁令，私设“家量”。当民众遇到灾荒或缴不上赋税而向他借贷时，常常用“家量”(大斗)借出，以“公量”(小斗)收回，正是以度量衡为手段，笼络了人心，同时也是与旧势力相抗衡的一种手段。田氏的这种做法引起了晏婴的高度重视，他力谏齐景公，希望们不要太，减轻民众的赋税。齐景公非但不听，还把晏婴打发到晋国，这才有晏婴与叔向的谈话，在酒过三巡后发表了上述一番言论。

田氏代齐并统一度量衡


齐景公逝后，齐国又因统治内部发生斗争，田僖子趁机当上了国相，开始执掌了齐国大权。田僖子逝，田成子立为相时，感到夺取齐国政权之时机已到，一方面效仿前辈们以大斗借贷小斗收回的手段笼络民心，把广大民众聚集到自己身边；另一方面他还大力发展经济，在田氏管辖的范围内整顿物价 ，繁荣市场。据史书记载，当时在田氏采邑内，山里出的竹木、海里产的鱼虾十分丰富，而且价格还很便宜，与国君控制的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百姓欢呼着田氏“爱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田氏家族的势力已足够壮大。至公元前404年，终于用武力夺取了姜姓齐国的政权，史称田齐。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田氏家族始终利用以家量贷，以公量收的办法。在取得政权后，又立即以“家量”为全国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废除了旧时齐国的“公量”，这一事实可以从出土的器物中得到证实。1857年，在齐国故地山东出土了置于“左关”地方征收赋税的三件大型量器:“子禾子铜釜”、“陈纯铜釜”、“左关铜 ”。经过实际测量，铜 容2070毫升，两件铜釜分别容20460毫升、20580毫升，正是十进位制。此外，近几十年，在齐国故地出土了一些量器，其中有6件型制相仿的铜量，其容量皆合当时的5升和10升，而在临淄出土的多件陶量中，有两件自铭为“ ”(升)，约合209毫升，约相当于“铜 ”的十分之一。“ ”很可能是一斗的容量。

综上所引史书以及实物互为佐证，可对齐国容量制度作如下分析:齐国早在春秋时期已有一套完整的容量制度:①4升=1豆、4豆=1区、4区=1釜、10釜=1钟；②齐国除了有全国通行的“公量”制外，田氏还自立了一种“家量”，家量比公量大了五分之一，由于“家量”未被禁止，常常在陈氏家族认为有必要时与“公量”并用；③齐国旧有的“公量”是豆、区、釜、钟制，皆为四进位，釜至钟为十进位；田氏代齐后，量制已采用当时在各国比较通行的升、斗、斛制，改四进为五进位，并逐步形成升、斗、釜(斛)十进位制，后废除了齐国的旧制，并与其他各诸侯国基本保持一致。所见齐国量器多为战国后期，故皆多为十进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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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统一度量衡在历史上虽然影响十分深远，但毕竟享国不久。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后仅12年便去世，二世胡亥在位不到3年秦朝就灭亡了。公元前206年，刘邦称帝后，首要任务是迅速恢复封建秩序，继承和发展秦制，度量衡也基本上是秦制的延续。然而在西汉刘氏家族执政的200多年中，也没有对度量衡作理论上的探讨和总结。在中国度量衡史上起着重要作用的理论文书和标准器物的制作，都产生于一个特殊时期、特殊朝代——新朝。那么这一切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呢？


西汉末年，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终于步入了危机深重的末途。在母后干政、外戚擅权的历史条件下，王莽被其姑母太皇太后王政君看中，急召入宫掌管了朝政。


翻开任何一部历史文献，无一例外地把王莽形容为惯于耍弄阴谋的野心家、两面派。在尚未登基之前，他表现得极其谦恭、忍让，广泛网罗知识分子，千方百计收买人心。一旦时机成熟，登上帝位后，又立即不顾一切地横征暴敛，其府库中仅黄金就达60多万斤。在他当皇帝的短短17年中，推行了一系列复古改制政策，一部《周礼》几乎成了改制的蓝本。王莽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和措施，不但给人民带来无数新的灾难，同时也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王莽从篡位到改制，可以说全面失败，度量衡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影响极为深远，这值得我们思考。


王莽“代汉立新”正式当上皇帝，虽然是公元9年，但在此之前20多年中，也一直为后篡位作各方面准备，网罗大批儒学名士就是其中的重要手段之一。王莽大权在握的元始年间(约公元3年)，召开了中国历史上次科学家大会。会上讨论了有关天文、历算、钟律、度量衡等一系列问题。由于度量衡部分对历代度量衡制度作了全面系统的整理，又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后来被《汉书》的作者班固看中，又经过删减，弃其伪劣，后编入《律历志》上篇。此后《汉书·律历志》成为度量衡的经典著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书·律历志》度量衡部分从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一曰备数；二曰和声；三曰审度；四曰嘉量；五曰权衡。数即一、十、百、千、万。有了数才能推生出律历、制造器物、制定度量衡。和声是指乐律之事，而黄钟律又与度量衡互为参校。审度、嘉量、权衡三篇更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度量衡的单位名称和进位关系，长度单位是:分、寸、尺、丈、引，它们都以十进位；容量单位是:龠、合、升、斗、斛，其中除二龠为一合外，其他均为十进制；权衡单位是:铢、两、斤、钧、石，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在此之前，度量衡单位都散落在各种史籍中，《汉书·律历志》在考证了历代经书史籍的基础上，对度量衡单位制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给后代留下了可靠的资料。


2.度量衡的三个基本量都以黄钟来复现:九寸正合黄钟律管之长，并以累黍作直观验证。一旦后代度量衡器被销毁或丢失，就可以与黄钟律管、累黍相互佐证。故汉以后的历代，凡追溯古度量衡制者，无一不以黄钟律管和累黍为依据。


3.度量衡三者标准器的形制、材质、制作都进行了详细的叙述，成为研究、考证汉代度量衡器的重要依据。


4.有关管理度量衡的行政部门、高的职能长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刘歆等提出以黄钟为度量衡标准，绝非凭空设想。早在《尚书·虞书·舜典》中就有记载:每年的二月，虞帝、舜要到东方各地巡视。将日、月、年等历法协同起来，把乐律与度量衡统一起来(“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汉书·律历志》开篇句话就引《尚书·虞书·舜典》曰:“乃同律度量衡。”作者认为，律历度量衡都做到统一，就能使远近齐一，立信于民。夏、商、周三代都遵循这一法则，故法律制度也都完备起来了(“所以齐远近，立民信也……三代稽古，法度章焉”)。而《汉书·律历志》却明确以黄钟为度量衡标准，并以累黍为介质，互为佐证。


古代律管可简称为“律”或“管”。声是无形的，要发声就制器，律管就是用来发声的器。有器就必有形，能发出黄钟宫声的律管，它的长度、口径都是固定的，否则音的高低就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人的耳朵一般都能感觉得到。要把有形之器定量化，就需要通过测量把发出固定音高的黄钟律管的长度和口径记录下来，这样就可以确定一个可视的客观标准了。反过来这支有固定量的律管也可以作为度量衡的标准。刘歆等人正是对律与度量衡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入的理解，才把黄钟律管通过度量衡定量化了。


汉代一尺长为23.1厘米已沿袭了一千多年，黄钟律管之长也绝非刘歆等人能随意改变的，度量衡借助与其他物质进行比较，其量值才能复现并传递。用什么物质复现一尺的长度呢？在刘歆之前就有采用人的头发、马尾、粟、大麦、人体等定尺，但其准确度不高、重复性不好、可操作性也不强，有的也无法与汉尺相吻合。究竟用什么物质既能复现一尺之长，同时还能与黄钟律管的长度、容积和度量衡三者中的某一个单位量相合呢？刘歆等人除了查找古书外，还委派许多人四处寻找能达到上述条件的物质进行实验，后终于找到取代常常食用的谷物——黍。黍子是一种耐干旱的作物，它外表坚硬、不易损坏，不过它的品种很多，大小也有差异。如何能尽量选择每一粒黍正好与一分的长度相吻合更为重要。刘歆下令把各地的黍子都集中起来，又把它们分成大、中、小三等，分别排列，测量它们的长度、容积和重量。后终于得到了理想的结果，即某个品种中等大小的黍(可惜他没有提到用的是哪一个品种)，一粒相当于一分，90粒黍即合黄钟之长，100粒黍当一尺；1200粒黍又正合黄钟律管之容，与一龠相当；所容的1200粒黍之重量约略相当于12铢。终于巧妙地将律管、黍与度量衡三者联系起来。这就是《汉书·律历志》所说的:“度者……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量者……本起于黄钟之龠。……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权者……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一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这简短的几十个字，对度量衡与黄钟、累黍的关系作了清楚的交代。度量衡与黄钟律互为佐证，再以累黍为介质，相互参校，即可以记载于书，形之于物了。有了器物、有了数据，后人也就可以具体操作了。


今天看来，这些数字虽难免有拼凑的成分，但是按照刘歆提出的条件，后人经过多次实验，证明大体还是相当的。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刘歆能提出这样一系列完整的理论，极其不容易，必定经过寻经查典作为理论根据，还要广泛搜求各种实物与律管、度量衡器相互印证。正因为他对乐律学有很深的研究，对黄钟律与黄钟律管的发音又做过无数次的实验，严格地确定律管的长度和管径后，再去寻找各种自然物与尺、律管的长度、容积反复校验，才可能取得如此的成功。


再从另一方面探讨，黄钟、累黍还包含着非常深刻的科学含义，即构成了建立古代度量衡标准的原理:以黄钟律定度量衡标准，与现代人建立自然基准的基本思想极为相似；而选用100粒黍横向排列定一尺，又选用1200粒黍定容量和重量，完全符合今天数理统计的原理。


黄钟、累黍的理论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就被班固选入《汉书》成为《律历志》的重要篇章。汉以后历代更是引发了各种讨论:遵循者、赞誉者、怀疑者、批评者无数，却从未能全盘否定，更无人提出新的理论取代它。


历史上早验证黄钟论点的是荀勖。汉代末年，由于战乱纷扰，各种礼仪器物包括度量衡器大多已消亡，晋武帝时，令律历学家荀勖考证古乐律。荀勖凭着他丰富的乐律知识和聪慧的听力，判定当朝宫廷内的太乐八音不和。究其原因正是东汉至晋的尺度长了四分有余，尺度增长了，律管也随着加长，造成乐律失准。于是考证了各种古器并相互校验，终于制定了一支古尺，用此尺重定律管长度。后来经过证明，荀勖所定的古尺与古律都与秦汉时的尺度和黄钟宫声完全相符。可见，律与尺相互校验是可行的。


其后，李淳风在考证唐朝以前历代尺度时说:用律与度量衡相互校验，再用累黍等各种方法是可行的(“以律度量衡，并因秬黍，散为诸法，其率可通故也”。)他以“莽量尺”作为基准(列为等)，与他搜集的汉以后魏、晋直至隋，前后17个朝代，27种尺与等尺作比较，分别按尺度的长短列为十五等，后来又被收入《隋书·律历志》，成为后人研究这期间一尺之长的重要历史资料。因此，“十五等尺”在度量衡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明朝对度量衡与乐律、累黍的讨论，主要见于朱载堉的《乐律全书》。他为了验证黄钟律管、累黍的关系，甚至跋山涉水寻找合适的竹管，还亲自种植各种黍加以验证。后还是不得不承认在当时的条件下，找不到另外任何物体可以取而代之。


清朝对前代尺度考订，主要是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康熙在考订黄钟律和累黍时，亲自验证，后提出横累100粒为古尺，竖累100粒为清营造尺。他的这一做法十分巧妙，即把古制寓意在其中，还把清朝长32厘米的营造尺，也用累黍(竖排)的方法排列了出来。


刘歆等在采用累黍定度量衡时，不仅确定以黍为中介物，而且还明确指出要取中等大小的黍横向排列。能作出此具体规定，已远远超过了前人，更给后世提供了复现条件。尽管后代也曾有人提出许多异议，如“岁有丰俭，地有硗(qiao)肥……”等，这些不利的客观条件，确实使它的复现不可能做到十分。但是在科学尚不发达的古代，度量衡器本身也只能做到相对准确，以累黍定度量衡产生的相对误差，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可厚非的。直到今天，当研究者们对黄钟律管、累黍与度量衡三者的关系做了各种实验后，证明基本上能够达到复现目的，这也正是其成功之处。刘歆等人提出的有关度量衡的一系列构想，就是在今天，仍不失其耀眼的光辉，在世界度量衡史上也是的。


《汉书·律历志》还对度量衡标准器的规格、型制、特点以及所达到的量值都作了详细的说明，这也是其重要成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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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诏书形式颁布实施度量衡法令、统一全国度量衡以来，历代统治者都把度量衡作为行使政治权利的象征、巩固政权的手段、维持社会经济和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技术保障，但古代把度量衡作为其他特殊用途、起到特殊作用，却并不为人所知。



一、古代把尺子作为礼品



人们为了加强交流， 在交往时经常会互赠礼品。我国古代经常赠送的贵重礼品一般为瓷器、玉璧、珠宝、绸缎等，但古代也总把度量衡中的尺子作为赠送的珍贵礼品。


1.赏赐大臣


《旧唐书·德宗本纪》记载:唐贞元五年(公元789年)正月诏书规定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唐六典》卷二十二载:朝廷在中和节常以镂牙尺及木画紫檀尺赐予大臣。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得过红牙银镂尺的赏赐，并写下一篇《中和节谢赐尺状》。


历代朝廷基本上都比较重视“谨权量”、“平斗斛”，以维护政权统治，促进国家统一。并往往以谨权量、平斗斛为施仁政之始。唐代朝廷赐尺于大臣，其用意主要为:一是表示对臣下的器重和信任；二是要求大臣们实施仁政，用白居易《中和节谢赐尺状》中的话来讲，就是“下明忖度之心，上表裁成之德”；三是要求大臣们办事要公正、公平。


2.贵重礼品


唐朝除了赐尺于大臣之外，还将尺子作为极其贵重的礼品赠送给外国友人。唐朝时中国与日本的经济文化往来十分频繁，日本不断派送遣唐使和留学生到中国来。唐朝先后赠送给日本友人不少精美的象牙尺，现在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内，还藏有中国唐代镂尺、精绝的象牙尺6支，其中红牙拔镂尺两支、绿牙拔镂尺两支、白牙拔镂尺两支。


正仓院藏的唐尺是日本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八年(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6年)皇太后献给东大寺的，当时太后手书及《献物账》真迹现仍藏于正仓院。这些精美的唐代象牙尺，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由于唐代赠送了不少象牙尺给日本，使日本的度量衡也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如日本尺度长度就是取于中国唐代的尺度长度。日本物观所著《度量衡考》说:“开元钱，世多有之，人亦不宝之。唐书名言径八分，以吾邦尺校之亦八分，故知吾邦尺亦禀唐制也”。西山武一、熊代幸雄的《校订译注齐民要术》上册里所附的解说中也说:“唐的一尺，等于今日本的一尺。”


二、古代把秤砣作吉祥物



古代秤砣外观设计造型五花八门、多种多样，可以赋予不同的含义。如葫芦造型古权象征吉祥之意，即福禄之意；天圆地方型古权象征了古人崇尚天地、之意；圆形秤砣象征团团圆圆之意；蔬果型秤砣象征五谷丰登之意；农村盖新房上梁时，将秤砣悬挂于梁上，象征着“称心如意”之意。清人李光庭在《乡言解颐》卷四中说:“市肆谓砝码为童子，谓秤锤为公道老儿”，也有生意兴隆、进宝的祝愿之意。


三、古代把秤砣作镇宅之用



秤砣在衡器(如天平、杆秤)中起平衡作用，只有平衡，才能平稳。平衡才能起到风吹不动、雨淋不浸，稳固四方的作用。以秤砣镇宅，象征着房屋平稳、家庭平安、邻里和睦、万事如意。民间搬家时，总是先搬过去一个古秤砣，也是取其意。民间也有将古秤砣作为压帐子四角的物件，以便使帐子熨帖、平整、不扭曲，便于使用。


四、古代把秤砣作为冥器之用



《汉书》记载:“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也就是说，权是悬挂秤杆上可以移动的器物，即秤砣，秤砣是权。自从“秤砣”被赋予了“权”、“权力”、“权势”之后，古人下葬时，常常在其殉葬品中放置几个秤砣，即“权”，以满足死者生前的不同心愿。生前权朝野者，墓穴中放置一个权，表示“死不放权”，到阴间还要掌有权势，象征权力，以示地位，这也是在古代高官的墓穴中经常出土秤砣的原因。而生前布衣一生者，在陪葬品中放置一个“权”，则是“死要面子”，满足生前未了的心愿，求得心理平衡。通过出土的秤砣，也可佐证该墓穴是王公还是平民百姓的墓葬。王宫墓穴中放置的“权”一般是用精铜制作的铜器，或是烧制精美的瓷器，很少有粗制滥造的铁权或石权。而平民百姓的墓穴中一般用较粗糙的铁权或廉价材料做成的权作陪葬物。


五、古代把秤砣作权力象征物



由于古代度量衡是维系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技术支撑，所以秤砣象征了“权力”，即被赋予了“权”、“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