珐琅彩瓷器鉴定交易

鹿纹是一种反映原始渔猎生活的传统陶瓷装饰纹样。唐代长沙窑有青釉鹿纹褐绿彩注壶，小鹿体态轻盈，边跑边顺盼，是的佳作。宋代缂丝上的天鹿纹移植于瓷器，典型纹饰如定窑白釉盘上的印花鹿纹，画面上两只长角鹿奔跑在枝叶缠绕的花丛中，只鹿回首张望，后一只鹿追赶呜叫。
清雍正 粉彩蝠鹿纹小杯 （一对）
 磁州窑枕面上所绘鹿纹动态不同，或在山中奔跑、或在草莽间漫步、或卧于灌木中惊望、或立于路途上徘徊，线条流畅写意。明代晚期流行以谐音和寓意象征吉祥的纹样，鹿纹作为“禄”的替代形象常与蝠(福)、寿桃组合成“福禄寿”吉祥图案出现在青花瓷器上。乾隆朝创烧的粉彩百鹿纹尊，把鹿纹的人文含义推到了，乾隆以后及近代仿制品较多。

明代以青花为装饰，结合抱月瓶自身特的风格，将色彩与器形容于一体，发挥了陈设用艺术品，以永宣时期之抱月瓶富，清代多有仿制。
此器造型饱满丰盈，瓶腹大气，双耳秀美，对比鲜明。
　　
麒麟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祥瑞神兽，被视作吉祥象征，是古代麟凤龟龙“四灵”之一。形象略似鹿，角，全身生鳞甲，尾像牛尾，简称“麒”。典型作品有元青花麒麟花果纹菱口大盘、元青花麟凤纹四系扁壶等。
明15世纪 青花麒麟纹梅瓶
        养德堂珍藏，1980年代购于伦敦。
        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未见书写官款的器物，被称为陶瓷史上的「空白期」。但是从文献记载看，正统三年（1438）年曾禁止民窑烧造和官窑式样相同的青花瓷器；

初见于唐代三彩器上，元代盛行。白马又称玉马，特征是两膊有火焰。元代常在瓶、罐上部的云肩形纹饰中绘白马海水纹，习称“海马纹”。如元青花大罐的肩部所绘海马纹，画一匹两膊火焰上飘的白马，不加渲染，配以蓝线勾画的起伏不断的海浪，加强了白马的神奇感。
清康熙 素三彩海马纹碗 （一对）
　　是龙纹的一种，因其构图上以龙和云组成而得名。龙为主纹，云为辅纹，龙或作驾云疾驰状，或在云间舞动。始见于唐宋瓷器上，如晚唐五代越窑秘色瓷瓶上的云龙纹、宋定窑印花盘上在祥云间蟠曲舞动的龙纹等。元、明、清瓷器上云龙纹更为多见。

这种釉光，润而不燥，光从内发，釉面光泽蕴润如玉，与新瓷上耀眼的浮光不同。即使是新出土的老窑，其釉内略变土色，而釉表仍是光洁莹润的，与伪作的土锈水冲即净不同。这种釉光，亮而不火，是一种带有深度感的亮反光，决不像新瓷那样仅止于器表很亮的“火光”，没有深入釉层的折射光，即行里人所谓的“贼光”。
就算是出窑后历经数都未开过封的“库货”，虽光泽灿烂如新，但釉面还是有一层深厚如玉的润光，断无刺目之感。这种釉光，用手抚摸，润滑不涩，新瓷则总有涩手和毛刺的感觉，摸起来有轻微的“沙沙”声，感到有灰尘一样。
釉光是瓷器“质”的表现。现代的作伪者，无论采取高压蒸煮或用浆砣、布轮磨擦去光，或用氢氟酸涂蚀釉面再用烟尘染旧等等，都是仅可改变其“形”而难变其质，无法做到真正的以假乱真。这些伪制措施，在实施抽时，即留下了诸如釉面缺乏层次、干涩呆板、手感生涩，在放大镜下可见酸咬微孔或规则划痕等等鉴别证据。

《格古要论》
格古要论是中国现存早的文物鉴定专著。明曹昭撰。曹昭字明仲，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生卒年不详。全书共三卷十三论。上卷为古铜器、古画、古墨迹、古碑法帖四论；中卷为古琴、古砚、珍奇（包括玉器、玛瑙、珍珠、犀角、象牙等）、金铁四论；下卷为古窑器、古漆器、锦绮、异木、异石五论。《格古要论》是明代存世早的一部论述文物概述、名玩优劣、作伪手法和真伪鉴别的文物鉴赏专著。

《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
邵蛰民原撰,余启昌增补，民国二十七年(1939年)铅印本。邵蛰民（生卒年不详），北京人，好金石之学,该书乃根据其历年亲眼所见撰写而成。全书分为总论、时代、出处、色泽、器式、款识、绘画、赏鉴、杂记、附识,共十部分，对瓷器的发展变化、形制特征等详加评论,引证博赅，文笔简练。该书增补者余启昌,字戟门，浙江绍兴人，光绪八年(1882年)生,卒年不详。佘氏于宣统三年(191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归国后在北洋中供职，1928年后弃官从文,曾在北平大学及北京大学任教。民国初年,余启昌在友人的启发下开始研究瓷器,此后又经历了承德、沈阳两处文物移存北京及故宫文物清点工作。迨至抗战前夕的古物南迁，余遂立志撰述。1938年夏,得到邵蛰民的《古今,器源流考》，利用半年左右的时间为之增补重新编辑,于当年冬天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