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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头换面。作伪者利用旧书画,采取挖割、揩洗、添款、移款等恶劣手段,变无款为有款,近代改古代,小名家改大名家。曾看到一幅属于清朝初期接近扬州王汉藻艺术风格的山水楼阁图,被人洗掉名款,添上刘松年的名字,冒充南宋画。还看到一幅绢本设色山水,经过裁割、添款,伪造成清初画家郑旼的作品。凡是名款被洗掉、挖掉或从别处移过来的,纸绢上总有些痕迹可寻。书画一经裁割,势必影响通幅布局的完整性,只要具有一定的艺术鉴赏能力,也是不难鉴别的,特别是后添款的笔迹,墨色往往浮在纸绢上面,容易看得出来。

模仿伪造。同时代模仿的,如明代沈周(启南)、清代王翚(石谷)和近代齐白石等,本人在世时就有模仿品,传到后世,鉴别不易。近代绍兴有人利用赵之谦用剩的旧信䇳,伪造赵之谦信札,很容易迷惑人。相对来说,后人仿古人,因为时代风格不一样,鉴别比较容易些。我们工作中碰到的大量伪品,纸绢用染色、烟熏等办法做旧,艺术水平较低。有的甚至连真迹也没有看见过,就瞎写乱画,例如1949年前《名画》印出的所谓北宋米芾《白鹅换书图》,上面有苏东坡、唐伯虎、王石谷、恽南田等人题字,凭空杜撰,毫无根据,笔墨恶俗不堪,这可算是伪品中的劣品。仿古伪作,水平高下悬殊,1949年前《金石书画》影印的那幅南宋梁楷《睡猿图》,好像气息很旧,实为近代张大千伪造。这里需要指出的,早期临摹本,如宋人摹顾恺之的《洛神图》《列女图》等,虽非真迹,仍有它重要的历史、艺术研究价值。

钩描填墨。作伪者把纸张覆盖在古代法帖或书法家的字轴、对联上面,用细笔双钩描下来,然后在空心字中填上浓墨。这类伪品,初看很像,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笔锋板涩,墨色没有浓淡,整幅气韵滞钝,有的由于作伪者一时粗心,浓墨没有填满,还会露出细笔双钩的马脚来。曾见清初吴山涛山水轴,作伪伎俩比较高明,题款即用此法。我们在明末倪元璐、清初王铎等书法中偶尔也会碰到这类伪品。还有毫无根据的钩描。曾见明代海瑞草书轴,胡钩乱填,恶俗之至,就是这类货色。
钩描填墨是我国一种很古老的复制书法的方法,古代叫作“响拓”。流传下来唐摹王羲之《兰亭序》(神龙本)、王羲之世代家书《万岁通天帖》等钩描填墨的水平很高,这是“下真迹一等”的极为珍贵的文物,不能与伪品混为一谈。

揭二层。把近代书画在夹贡纸上的笔酣墨饱的作品,揭开来分为上层、下层两张,利用下层纸笔墨渗透痕迹做假,参照上层纸原迹,添笔补色,再加盖图章,冒充真迹。这类伪品,纸面起浮毛,笔墨色彩也异样,落笔处墨色重,行笔处墨色轻,星星点点,浓淡悬殊,总不太自然。还有些作伪者,利用稀绢本书画后面的托纸(即“命纸”),经过加工,以假充真。

上述六种类型中,容易碰到的是种“改头换面”和第三种“模仿伪造”。此外,还有利用近代印刷字画,漂去油渍,添笔加色,冒充真迹的。更有似假非假,定真非真的,例如清代费丹旭的学生蒋升旭,字画逼近他的老师,落款“升旭”两字给人以“丹旭”的错觉,有人就误定为费丹旭的作品。在鉴定实践中还可以碰到不少五花八门的问题,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各种类型的伪作,是很好的反面教材。了解它,熟悉它,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辨别能力,进一步做好书画鉴定工作。

除了“鉴”以外,有时为了辨真伪,还得借助于书画家传记、书画著录、有关诗文、历史知识、衣冠制度等作必要的考证。我曾先后见过两本一模一样的明朝徐渭写的《金刚经册》,署款:“万历二年岁在癸酉夏六月六日弟子文长徐渭奉母命沐手敬书。”稍加考证,漏洞百出。万历二年干支是“甲戌”,不是“癸酉”;徐渭十四岁时嫡母卒,四十八岁时生母卒,万历二年徐渭已五十二岁,嫡母、生母早已去世,岂有再“奉母命沐手敬书”的道理。当然,也有可能徐渭遵照嫡母或生母在世时嘱咐而写,但根据时代风格、个人风格以及印章、纸质等来判断,这两本字册肯定是伪品,或即是绍兴本地区的假货——“绍片”。又见清朝初年画家萧云从山水册,自题作于康熙戊午,而萧云从死于清朝康熙十二年,戊午是康熙十七年,绝不可能死后五年再爬起来作画。书画家的生卒年代,对于鉴定书画真伪非常有用,但要注意:一是史传的可靠性。就浙江历代画家而论,王冕、陈洪绶、金农、钱杜、费丹旭、任熊、任颐等,或生年,或卒年,不少史书记载有错误。二要考虑书画家本人有写错干支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孤立地认为干支写错,书画必伪,要善于用联系的观点,多方面进行审查,有了把握,再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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