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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单的鸭纹和以鸭主体的组合纹饰。鸭纹多配以荷莲或芦苇，更奇者与雄鹰相配。宋代受中国花鸟画题材影响，瓷器上的鸭纹为丰富，定窑、景德镇窑、耀州窑、磁州窑多以此为装饰题材，画面上多是两只或四只鸭成双成对，周围莲草相问。尤以老鹰逐鸭为精彩，黑鹰从天飞扑而下，一鸭仓皇逃窜，一鸭急钻入水，尚露腚尾，水花四溅，芦苇摇曳，画面真切动人。
北宋 耀州窑青瓷刻波鸭纹六棱碗

瓷器出窑久了，经过多年的老化，其表面的釉面光泽、釉层质感就会和刚出窑时有所不同，这就是所谓的岁月痕迹。这种痕迹，是通过釉内和釉表面的物质分子析出而形成的反射光、折射光变异，以及历年以来摩挲使用而形成的皮壳包浆等各种因素组成形成的，行里称之为“釉光”。

这种釉光，润而不燥，光从内发，釉面光泽蕴润如玉，与新瓷上耀眼的浮光不同。即使是新出土的老窑，其釉内略变土色，而釉表仍是光洁莹润的，与伪作的土锈水冲即净不同。这种釉光，亮而不火，是一种带有深度感的亮反光，决不像新瓷那样仅止于器表很亮的“火光”，没有深入釉层的折射光，即行里人所谓的“贼光”。
就算是出窑后历经数都未开过封的“库货”，虽光泽灿烂如新，但釉面还是有一层深厚如玉的润光，断无刺目之感。这种釉光，用手抚摸，润滑不涩，新瓷则总有涩手和毛刺的感觉，摸起来有轻微的“沙沙”声，感到有灰尘一样。
釉光是瓷器“质”的表现。现代的作伪者，无论采取高压蒸煮或用浆砣、布轮磨擦去光，或用氢氟酸涂蚀釉面再用烟尘染旧等等，都是仅可改变其“形”而难变其质，无法做到真正的以假乱真。这些伪制措施，在实施抽时，即留下了诸如釉面缺乏层次、干涩呆板、手感生涩，在放大镜下可见酸咬微孔或规则划痕等等鉴别证据。

《阳羡名陶录》是一部古代陶器专著，全书共两卷。阳羡是宜兴旧称，这本书全面介绍了宜兴陶器，成于清乾隆年间。吴骞生于1733年，卒于1813年，字槎客，号揆礼，也作葵里，别号愚谷，又号兔床山人。他是仁和（今浙江杭州）人，祖籍在浙江海宁。吴骞会做诗，也擅长绘画，他的绘画风格跟倪瓒相似，年少的时候喜欢收藏印章，他本人偶尔自己动手刻印。他大的兴趣爱好就是搜罗金石和宋元元刊本。他的著作除了《阳羡名陶录》外，还有《拜经楼集》。

《拜经楼集》。
该书上卷分原始、选材、本艺、家溯四个部分，介绍制陶的基本工艺和制作家。
下卷分丛谈、文翰两部分。丛谈是有关制陶、用陶、品茗的杂记；文翰则列举有关宜兴陶器的著述、诗文，例如周容的《宜兴瓷壶记》、沈子澈的《茗壶铭》、朱彝尊的《陶砚铭》、汪森的《茶壶铭》、吴梅鼎的《阳羡茗壶赋》和熊飞的《坐怀苏亭焚北铸炉以陈壶徐壶烹洞山岕片歌》等二几种。
《阳羡名陶录》是作者“雅慕诸人名，欲访求数器，破数十年之功”（吴骞序）所得，是研究我国及宜兴
发展历史的宝贵史料，在我国工艺技术史上占有要地位。
清末民初，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原来蒙于清宫的大批瓷器呈现于世。另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许多瓷器流失海外。在这种情况下,一批知识分子出于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而开始了对瓷的研究。下面的几部陶瓷鉴赏著作即产生于这一时期。

《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
邵蛰民原撰,余启昌增补，民国二十七年(1939年)铅印本。邵蛰民（生卒年不详），北京人，好金石之学,该书乃根据其历年亲眼所见撰写而成。全书分为总论、时代、出处、色泽、器式、款识、绘画、赏鉴、杂记、附识,共十部分，对瓷器的发展变化、形制特征等详加评论,引证博赅，文笔简练。该书增补者余启昌,字戟门，浙江绍兴人，光绪八年(1882年)生,卒年不详。佘氏于宣统三年(191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归国后在北洋中供职，1928年后弃官从文,曾在北平大学及北京大学任教。民国初年,余启昌在友人的启发下开始研究瓷器,此后又经历了承德、沈阳两处文物移存北京及故宫文物清点工作。迨至抗战前夕的古物南迁，余遂立志撰述。1938年夏,得到邵蛰民的《古今,器源流考》，利用半年左右的时间为之增补重新编辑,于当年冬天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