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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排放总体已跨越峰值，环境质量进入稳中向好阶段
回顾以来环境治理的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40年快速工业化的前30年左右的阶段，我国主要污染排放总体处在增长的态势，环境质量总体处于恶化的趋势。从“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开始，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快速递增的态势得到遏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渐次达峰，或进入“平台期”。如果按照“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分析框架，对比发达国家环境改善的历程，我国在40年的后期已经跨越了“环境拐点”，环境质量总体上进入稳中向好的阶段。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与国家相比，标志性污染物达峰时我国人均GDP水平更低，治污减排体现出一定的“性”。

6月13日晚，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环境”）发布公告，将于2019年6月18日发行21.7亿元可转债，此次募集资金将用于松江区湿垃圾资源化处理工程项目、松江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工程项目、上海天马生活垃圾末端处置综合利用中心二期工程项目、威海市文登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蒙城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PPP项目、成都宝林环保发电厂项目。

从传统的“八项制度”开始，环境政策体系逐步完善
我国环境保护政策体系始于“老三项”“新五项”环境管理制度。1979年的《环境保护法（试行）》确立了项目建设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和排污收费3项环境管理制度。此后，1989年的全国第三次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提出环境目标责任制、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排放污染物许可证、污染集中处理和限期治理5项新的制度和措施，形成了环境管理的“八项制度”，这是我国环境政策体系的雏形。在此基础上，我国的环境政策体系不断发展。从环境政策的效果来看，“命令-控制类”的环境政策工具在治污减排过程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而排污收费（改为环境税）、排污权交易、碳交易等市场化政策工具始终未能破题。党的十八来以来，在体制改革框架下，排污收费改环境税、环评改革、排污许可制改革、总量控制制度改革、“三线一单”制度取得了积极进展，我国环境政策体系进入全面升级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