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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年度长协定价机制欠缺灵活性，忽略了年内现货市场的变化，一旦市场价格偏离基准价格，违约就屡有发生。”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策划部期货运营室负责人赵心瑞说，21世纪以来，基建行业高速增长，国内铁矿石资源有限且品质较低，铁矿石进口需求日渐扩大，从2003年起中国已成为大铁矿石进口国，也是从这时中国钢企决定加入到铁矿石价格的谈判中去。

　　2003年年底，在中国钢铁协会和国内主要钢铁企业的推举下，宝钢成为中国钢铁企业的谈判代表，正式参与国际铁矿石价格的谈判。不过，当年宝钢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而是新日铁主导了2004年的铁矿石谈判，率先与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公司达成了18.6%涨幅的价格。

　　2005年2月22日，新日铁分别与淡水河谷及必和必拓敲定了71.5%的涨幅，这是谈判历史上涨价幅度大的一年。其中，必和必拓要求补偿运费差价，宝钢成功说服其放弃。

　　2006年的铁矿石价格谈判异常艰难，历经7个多月，终巴西淡水河谷与德国蒂森克虏伯敲定19%的涨幅，市场预期。宝钢认为，此价格没有考虑到中国因素，要求继续谈判，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未果，只能接受。

　　2007年，宝钢与淡水河谷谈判，以涨价9.55%获得“价”，这是中国钢铁企业确定国家铁矿石价格，但还是未能抑制价格上涨的趋势。

　　赵心瑞总结说：“纵观中国参加谈判的历程，由于中国国内钢铁企业集中度低，生产能力参差不齐，未能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不能对三大矿山产生足够的影响，反而形成对生产方的依赖，在谈判中始终处于被动状态。”

　　2008年，新日铁与淡水河谷达成两种铁矿石基准价格的协议。其中，南部铁精粉涨65%，卡拉加斯粉矿涨71%。同时，澳大利亚力拓集团对亚洲钢厂出售铁矿石时征收海运费，用到岸价（CIF）取代了离岸价（FOB），以获得更高的利润，“同品种、同涨幅”和“离岸价”的原则被打破。

　　2009年，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铁矿石谈判依旧不顺利。日韩钢厂与三大矿山确认了“价”后，中国没有执行“跟风”的规则，不承认日韩接受的33%的跌幅，并与三大矿山之外的FMG达成了价格略低的协议。“中国钢企大多仍然按照日韩协议价购买长协矿，但长协执行比例大幅下降，有一部分资源不得不以现货价购买，铁矿石长协谈判就此破裂。”赵心瑞介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