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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众。一次外地收到一册宋人书札，拿到北京故宫嘱为鉴定。唐兰先生、徐邦达先生、刘九庵先生，还有几位年轻同志看了，意见不完全一致，共同研究，极为和谐。为了集思广益，把我找去。我提出些备考意见，他们几位以为理由可取，就定为真迹，请外地单位收购。后唐先生说：“你这一言，定则定矣。”不由得触到我那次目无群众的旧事，急忙加以说明，是大家的共同意见，并非是我“一言堂”。我说：“先生漏了一句，定则定矣之上还有我辈数人呢。”这两句原是陆法言《切韵序》中的话，唐先生是极熟悉的，于是仰面大笑，我也如释重负。颜鲁公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会，微有振矜，叛者九国。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节末路之难也。”这话何等沉痛，我辈可不戒哉!

人们只有通过“临”、“仿”、“抚”、“摹”来标识自己的传统渊源，确立自己的艺术价值。
“四王”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为山水画创造的后的辉煌，终消失在晚清的暮色中。
明末清初四高僧，即石溪、渐江、石涛、八大山人，他们是的写意山水画代表。
纸、绢、绫
到了明朝初期，出现了一种安徽宣城产的纸，世称“宣德笺”，纸面细腻、光滑，明。
宣德帝朱瞻基喜用它作画。此外明末的董其昌和清初的王原祁也用宣德笺画画，但未发现其他人用.
这无意中为鉴定示、董、王之画提供了依据。但明代大多用金扇面，即洒金或泥金扇面，而白纸素扇面明末清初才出现。
清康熙时则金、白并用。到了雍正、乾隆时，一般用白纸扇面。
谈到洒金、泥金出现的时间，大片的洒金纸出现在明代早期，洒金纸扇面出现在中期，小金片和金星纸出现在明后期。

对于做旧与原旧要区别开来。原旧有一种自然老化产生的“包浆”光亮，而作旧是用颜色、茶水、脏水染旧，或油烟薰旧。
（一）绢，大约唐、宋的书画都用绢，元以后用纸越来越多。用绢、绫鉴定书画，仅从制作规格上看，极难区别其生产的年代.
如拿清康熙时的“贡绢”与南宋时的院绢比较，除新旧气息不同外，形制方面几乎一样。故不能把它作为断代的依据。
但绢的门面尺度和砑光却有时代的不同。从传世每幅绢的门面看，北宋初到宣和以前绢阔大都不超过60厘米。
宣和以来，则逐渐放宽，有幅画轴阔至80厘米的，如赵佶《芙蓉锦鸡鸡》（幅81。5厘米）。
到南宋中期，已有一米以上门面出现，如李迪《枫鹰雉鸡图》，阔至105厘米。绢除门面外，还有砑光的问题。
从年代讲，砑光绢到明末已有，绢地光亮而薄。至于用砑光绢作画，到咸丰、同治以来的书画中方能见到，此可用作为断代依据。
（二）绫，传世中有花绫和素绫两种。前者唐贞元以后，诰（来+力）用花绫。
后者在明成化、弘治时沈周等人的作品见到。到天启、崇祯时则广为流传。所见为王铎、傅山等人的书法卷轴为多，但到了清康熙中期以后就少见了。
绢、绫的单丝和双丝不能作为断代的依据，因为它们没有明显时代划分。而绢绫精粗程度可为书画的断代提供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