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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绘画
　　《启功丛稿》是启功惟一收录书画鉴定的集子。他在前言中以谦虚的口吻透出无比自信。由于启功对书法的偏爱和研究的深入，加上文字学、文学、历史知识的渗透，他的鉴定以书法碑帖的考据为主，绘画鉴定为辅。他在历代书法碑帖的考据上功力过人，多不从用笔、风格等本题语言出发，而重在考据，形成了他的鉴定特色。他对各种版本的刻帖和各种碑帖的拓本均有深入的研究。他的《急就篇传本考》、《半亭帖考》《孙过庭书谱考》《唐摹万岁通天帖考》、《旧题张旭草书古诗帖辨》等都不囿陈说，自出新意。他在各门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在碑帖鉴定中显得尤为，其中古典文学知识占有很大比重。启功不仅从碑帖中来校勘古代文学资料，而且反过来用古代文学资料来考证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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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书法
　　文献考据是启功的长项，他的考据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他与徐邦达不同，徐氏所据是比较的文献--书画著录，而启功所据范围广泛，除书画著录外，还广取各种文献史料，孙机的舆服研究以及傅熹年的建筑研究同样在书画鉴定中起到很大作用。从研究方法上看，这样的人才奇缺，而在学术界精通书画的人又极少，启功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故而他在运用学术研究的功底，进行书画鉴定的理论和实践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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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鉴定古代字画的方法历来是件复杂和带点神秘色彩的问题，而且各家说法多有不同，您是如何对待的呢?
启：鉴定方法，在近代确实有很大的进步。因为摄影印刷的进展，提供了鉴定的比较资料;科学摄影可以照出昏暗不清的部分，使被掩盖的款识重新显现，等等。研究者又在鉴定方法上更加细密，比起前代“鉴赏家”那套玄虚的理论、“望气”的办法，无疑进了几大步。但个人的爱好、师友的传习、地方的风尚、古代某种理论的影响、外国某种的比附，都是不可完全避免的。因之任何一位现今的鉴定家，如果要说没有丝毫的局限性，是不可能的。如说“我无”，这句话恐怕就是不够科学的。记得清代梁章钜《制艺丛话》曾记一个考官出题为《盖有之矣》(见《论语》)，考生作八股破题是：“凡人莫不有盖。”考官见了大怒，批曰：“我无。”往下看起讲是：“凡自言无盖者，其盖必大。”考官赶紧又将前边批语涂去。往下再看是：“凡自言有盖者，其盖必多。”这是清代科举考试中的实事，足见“我无”三字是不宜随便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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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古代字画鉴定一般来说不就是判别作品的真伪吗?您却说不只是真伪的问题，这是为什么?
启：从古流传下来的书画，有许多情况，不只是“真”、“伪”两端所能概括的。如把“真伪”二字套到历代一切书画作品上，也是与表里不符合，逻辑不周延的。
譬如我们拿一张张三的照片说是李四，这是误指、误认;如说是张三，对了。再问是真张三吧，答说是的。这个“真”字、“是”字，就有问题了。照片是一张纸，真张三是个肉体，纸片怎能算真肉体?那么不怕废话，应该说是张三的真影、张三的真相等等才算合理。书画的“真”、“伪”者，也有若干成因，据此时想到的略举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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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接作伪。彻头彻尾地硬造，就更不必说了。代笔。这是麻烦的问题，这种作品往往是半真半假的混合物。写字找人代笔，有的是完全不管代笔人风格是否相似，只有那个人的姓名就够了。可笑的是旧时代官僚死了，门前树立“铭旌”，中间是死者的官衔和姓名，旁边写另一个大官僚的官衔和姓名，下写“顿首拜题”，看那字迹，则是扁而齐的木刻字体，这是那个大官僚不会写的，就是他的代笔人什么方案秘书之类的人，也不会写，只有刻字工作专才才能写它。这可算代笔的类。还有代笔人学习那位官僚或名家的风格，写出来，旁人是不易辨认的;且印章真确，作品实出那官僚或名家之家，甚至还有当时得者的题跋。这可算代笔的第二类，在鉴定结论上，已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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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记得您在谈及鉴定的文章中有“世故人情”的八种说法，不知指的都是哪些内容?
启：鉴定工作，本应是“铁面无私”的，从种种角度“侦破”，按极公正的情理宣判。但他究竟不同自然科学，“一加二是三”，“氢二氧一是水”。即使赵政、项羽出来，也无法推翻。而鉴定工作，则常常有许许多多社会阻力，使得结论不正确，不公平。不正不公的，固然有时限于鉴者的认识，这里所指的是“屈心”做出的一些结论。因此我初步得出了八条：一皇威、二挟贵、三挟长、四护短、五尊贤、六远害、七忘形、八容众。项是造成不正不公的原因，后一种是工作者应自我警惕保持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