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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书画家的生卒时间等问题,在过去的文献中,有的没有记载,有的记载不够真确,这样,作品本身就变成了手材料,它能补充文献的不足或纠正文献的错误。
例如:有些书画家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但在文献上根本就查不到这位画家,更谈不上弄清他的字号、籍贯、生卒时间、艺术专长和主要活动了。这样的例子是相当多的。
又如:宋代赵孟坚(子固)的生卒时间,许多文献记载为生于南宋庆元五年己未(1199),卒于元代元贞元年乙未(1295),97岁。有人对此有怀疑,但一直未能解决。1962年《文物》第12期,刊载了蒋天格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考证文章,推算出大约卒于景定五年至咸淳三年以前,依然还没有作出肯定的结论。我们根据赵孟坚的朋友顾光题赵氏《水仙》卷诗,中有"甲子须臾事,蓬来尺五天"二句,清楚地说出赵孟坚死在甲子年,即南宋景定五年(1264),时年65岁。这样就解决了多年来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
关于石涛的生卒时间,过去一直有不同的说法,傅抱石《石涛上人年谱》和郭味渠《宋元明清书画家生卒年表》均记载为:生于明代崇祯三年庚午,清代康熙四十六年丁亥78岁尚在。广东省博物馆藏的石涛《山水》册上石涛自题七绝云:"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无趋小乘,五十孤行成往,一身禅病冷如冰。庚午长安写此。"上海博物馆藏的石涛 《六十自涛诗》云:"庚辰除夜抱疴,触之忽恸恸,非一日语可尽生平之感者,父母今生此躯,今周花甲……"后接七言诗,其中有"……白头懵懂话难前,花甲之年谢上天……。"我们根据这两件作品,都可以推算出石涛生于明代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这两件作品都是石涛五六十岁时所作,取的是整数,按一般写文章的习惯是可多可少的。近看到石涛《花卉》册十开一本,其中画兰花的一开自题诗云:"十四写兰五十六,至今与尔争鱼目,始信名高笔未高,悔不从前多食肉。"又画芍药的一页末识云:"丁秋十月拈格斋先生句作画"。按"丁秋"即"丁丑",即康熙三十六年(1697),上推56年则为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这才是石涛的确实可靠的出生日期。
在书画鉴定中,还常常用避讳分为避朝讳(避当皇帝及先帝的名字)与避家讳(避作者家中长辈或祖先的名字)两种。在鉴定学中,避朝讳比比较容易掌握,避家讳就比较难以掌握了。避讳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将要避讳的字缺写一笔(多为后一笔),另一种是将避讳的字换个意思相尽的替代字,还有一种是将要避讳的字空格不写。例如:故宫博物院藏宋代黄庭坚《千字文》卷,字体完全是黄的笔法,有个别字写得水平较差,因为该卷文内写明了是试鸡毫,所以这一点就被忽略过去,该卷本幅确为宋纸,并有梁清标收藏印多方,所以我们就初步定为黄庭坚真迹。后来又发现该《千字文》"纨扇圆"的"纨"字被改写为"团"字,应是避宋钦宗赵桓的讳(因"纨"、"桓"读音相近而避讳)。考黄庭坚宁四年(1105)卒,距钦宗靖康元年(1126)还有21年,决不可能有未卜先知预算避讳的道理,因此,肯定了这卷《千字文》是南宋人摹仿造假的伪品。
当然,运用避讳进行书画断代,要了解避讳的时代特点,例如宋代"玄"、"朗"等字是由北宋真宗赵桓大中祥符五年开始避讳的,在此以前这样的字是不避讳的。如果见到一幅宋代人写的字或者绘画作品的题诗,款暑是大中祥符五年以前,对这些不避讳是符合规律的,而款为大中祥符五年以后的,这些字不避讳就不合规律,就有问题了。
我们这儿所讲的只是一般的情况,此外,也还有极个别特殊的例外,如米芾的《蜀素贴》卷中,前后有两个"殷"字,一个缺一笔,另一个就不缺。这就要根据具体的作品作具体的分析。
同时,对于避讳问题也不能僵死地一成不变地对待,有些临古的书法作品,完全按照原样临而不避讳。例如经过鉴定确为南宋赵构(高宗)所书的《临古二体千字文》卷,就是完全按照唐人原件临写的,文内的字均避唐讳(诸如"渊"、"世"、"民"等字均被避讳),而没有一个字是避宋讳的。
总之,避讳的问题是复杂的,在书画鉴定中运用避讳来断代,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要依据不同的条件,灵活掌握。
有一种复旧方法能使两幅作品几乎完全相同,这就是揭裱旧字画。自明朝以来,书画常用的质料是宣纸,宣纸经特殊工艺制成,与纸不同。如果宣纸在制作时一次成形,其厚薄多不均匀,因此必先作极薄的一层,根据其价格宣纸可以加层。一般普通的宣纸也有二三层,厚的有四五层之多。因此,一张宣纸也可以再分揭为数张。这样,书画原作一经商人之手,必设法揭出若干层。由于宣纸用墨极易渲染,几乎每层都可以浸透画家的笔墨,但揭层越多,笔墨越淡,每层的原作也比较淡,作伪者便再用宣纸裱数层,墨迹轻淡之处再照样添补,新墨如很明显,再用熏旧之法使其变旧变暗,真伪便难以分辨。不知此情的人在将古旧书画或名人书画送给裱工装裱时,上一层笔墨俱佳者往往被他们揭去,被骗后也不知所以。
对于做旧与原旧要区别开来。原旧有一种自然老化产生的“包浆”光亮,而作旧是用颜色、茶水、脏水染旧,或油烟薰旧。
(一)绢,大约唐、宋的书画都用绢,元以后用纸越来越多。用绢、绫鉴定书画,仅从制作规格上看,极难区别其生产的年代.
如拿清康熙时的“贡绢”与南宋时的院绢比较,除新旧气息不同外,形制方面几乎一样。故不能把它作为断代的依据。
但绢的门面尺度和砑光却有时代的不同。从传世每幅绢的门面看,北宋初到宣和以前绢阔大都不超过60厘米。
宣和以来,则逐渐放宽,有幅画轴阔至80厘米的,如赵佶《芙蓉锦鸡鸡》(幅81。5厘米)。
到南宋中期,已有一米以上门面出现,如李迪《枫鹰雉鸡图》,阔至105厘米。绢除门面外,还有砑光的问题。
从年代讲,砑光绢到明末已有,绢地光亮而薄。至于用砑光绢作画,到咸丰、同治以来的书画中方能见到,此可用作为断代依据。
(二)绫,传世中有花绫和素绫两种。前者唐贞元以后,诰(来+力)用花绫。
后者在明成化、弘治时沈周等人的作品见到。到天启、崇祯时则广为流传。所见为王铎、傅山等人的书法卷轴为多,但到了清康熙中期以后就少见了。
绢、绫的单丝和双丝不能作为断代的依据,因为它们没有明显时代划分。而绢绫精粗程度可为书画的断代提供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