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字画鉴定

她林林总总列出了11个条件，先拿它们跟吴镇画的墨竹做对比，发现有一幅完全符合这十几个条件，其他的则一个都不符合。而一幅符合条件的《石竹图》恰恰是所有藏品中不为人知的，在徐小虎看来，这是因为假作太多，反而让真迹显得是“例外”，《石竹图》就是一幅“被遗忘的真迹”。
次发现台北故宫所藏吴镇之画有伪的时候，徐小虎惊得发烧病倒，在家躺了3天。半年后，她才敢再一次去台北故宫提画研究。经过盘点，她认为台北故宫收藏的50多幅吴镇画作中只有三幅半是真的。
她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蒋复璁。蒋复璁一听，说：“有赝品吗？太好了！那么我们应该马上开始研究，把真伪区分开！”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她建立了自己的鉴定方法，想要重新给古代画作断代，把那些真迹选出?来。
可惜好景不长。1983年，蒋复璁退休，新上任的院长听说故宫有假画很不高兴，在看过《被遗忘的真迹》初稿后，他甚至不让徐小虎提画。为了继续研究，徐小虎只能请各路同学朋友帮忙找高解析度的电子版藏画。
在那段时间，徐小虎写出了《被遗忘的真迹》，并因此获得了去牛津大学读博士的机会。谈及那段时间的经历，她觉得有点委屈：“院长可能觉得台北故宫有假画伤害了他的自尊。似乎（如果有赝品）就是皇帝没穿衣服。其实，皇帝没穿就没穿嘛！”

对于被学界禁言，徐小虎完全不能理解：“这真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每本书都会有错，我也会犯错，你们可以去做研究来证明我的错误，为什么只是不许我发表意见？”徐小虎一直期待着有人能抨击她书中写错的地方或是有年轻教授拿着这本书去继续考究中国其他古画的创作年代。事实上，什么都没有，只是沉默。
“我仿佛成了烫手的山芋，众人避之唯恐不及。不但没人与我讨论书里所提出的问题，我反而好像瞬间由机构与学术刊物间消失，成为一个不存在的人。”在《被遗忘的真迹》中文版自序中，徐小虎这样写道。
在和美国学者的交谈中，徐小虎知道大家其实都看过《被遗忘的真迹》，却“不喜欢它”，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要重新检验每一幅古迹，而此前的研究也基本都成了无稽之谈

2018年从日本私人藏家手中动员回来了苏东坡真迹《枯木怪石图》和赵孟頫的两通书札，三件文物共开价1.5亿元。傅熹年参与了鉴定，认定其为真品，建议国家收购，但国家文物部门却表示没有这么多的经费。终，《枯木怪石图》在佳士得拍卖行以4.1亿港元被一位“神秘买家”买走，赵孟頫书札也拍出天价，买家身份同样没对外透露。
遇到这些事，傅熹年总是很无奈，他觉得这些东西该公家收藏的。就像他的主业本来是中国古代建筑史，在一生中却总是被一次次的运动打断，后期又被书画这个业余爱好“喧宾夺主”。
认识七十年了，他的清华同窗王世仁觉得他始终正派，不管是被打成右派时还是后来当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始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不过，傅熹年对一些事很不在意，但对另一些事又很在意。如说起梁启超题赠给赴美留学的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宋《营造法式》、梁思成画的建筑图手稿清华建筑系都没有出钱收购，他冷静的语调少见地变成了义愤填膺，为恩师梁思成如今所受到的这种“待遇”而愤愤不平。
师姐王其明觉得，傅熹年的“本行”虽是建筑，但对书画、古籍等精研很深，这有家庭的影响，也与他曾直接受教于“北梁（梁思成）南刘（刘敦桢）”有关，因此他能成为中国古典文化的通才。

年轻的傅熹年喜欢听他们高谈阔论，大家见他后生可教，有时也特地点拨他一二。张珩告诉他，要想了解中国古书画，看两本书就够了，一本是日本人1937年出的《支那名画宝鉴》，一本是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的《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书画册）。张珩要他把厚厚的硬皮精装书《支那名画宝鉴》拿来，对照着书一幅画一幅画地为他讲解，这回说不完下回继续，他边听边拿铅笔在书上做记号。其中就画一个圈，特别好的画两个圈。如宋代崔白的花鸟画名作《双喜图》，旁边用铅笔注明“真迹”，还有一个“故”字，意为故宫藏。傅熹年到现在还保留着这两本书。
傅熹年说，前人看书画有所谓“望气派”之说，鉴定书画的关键在于见识真迹。那时，他得到了一个极其难得的机会。
1952年后，国家收购和个人捐献的大量书画古籍都集中到文物局（后来全部交给了故宫书画馆），有时会有领导和来参观。每逢有这样的好事，长辈们都不忘叫上他。
“人家当然不能为我开放，但是有领导来的时候，你在旁边远远瞧着点，他看完了你过来探探头，这还是可以的。”参观时，还能聆听到张珩、徐邦达等的现场讲解。
就这样，傅熹年看了大量名画真迹，《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等如今如雷贯耳的“大IP”，他当时都见过了。

有一次，启功偶然从一个信封里找到几张“漏网”的敦煌写经残片照片，与傅熹年同看，说其中一张好，书法秀美潇洒，毫无职业写经人的习气。
这是一篇写经的发愿文。文中称，自己发愿要写三千部《妙法莲华经》，以为亡母“太原王妃”祈福。两人都觉得“太原王妃”眼熟，但一时想不起是谁。
几天后再见面，启功高兴地说，终于想起来了！武则天之父武士彟死后追赠太原王，太原王妃即武则天的生母杨氏。但武士彟还有其他子女，不能确定要发愿写经的就是武则天。当时无法查资料，这个疑问只能暂时搁置了。
1968年底“清理队伍”后，傅熹年获准回到人民队伍中，随全院职工整体下放河南的“五七干校”。之后，建筑研究院被撤销，人员星散。傅熹年被分配到甘肃天水，在国家建委第七工程局的工程公司为技术员，再次离开了古建。

鉴定全国公藏古代书画
后，傅熹年结束了多年的漂泊生涯，得以回归，右派问题也在1979年“改正”。但是，他仍然不能心无旁骛地搞，因为，80年代，他又“跨界”成为了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成员。
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工作早开始于60年代初。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文化部文物局组成了鉴定小组，张珩为组长。张珩于1963年病逝，不久“文革”开始，这项工作就完全停顿了，直到1983年，才在谷牧的批示下重启。当时决定，由中宣部下发文件，将鉴定全国公藏古代书画作为一项国家任务下达。
1983年8月，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正式在北京成立，上海博物馆顾问谢稚柳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任组长，谢辰生代表文化部文物局负责协调工作，组员有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徐邦达、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杨仁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刘九庵，以及当时在中国建筑技术发展中心建筑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的傅熹年。
傅熹年是在启功、徐邦达和谢辰生的联合推荐下进入这个组的，全组七个人中，六人都是七十往上的老，只有他是50岁的“小字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