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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众。一次外地收到一册宋人书札,拿到北京故宫嘱为鉴定。唐兰先生、徐邦达先生、刘九庵先生,还有几位年轻同志看了,意见不完全一致,共同研究,极为和谐。为了集思广益,把我找去。我提出些备考意见,他们几位以为理由可取,就定为真迹,请外地单位收购。后唐先生说:“你这一言,定则定矣。”不由得触到我那次目无群众的旧事,急忙加以说明,是大家的共同意见,并非是我“一言堂”。我说:“先生漏了一句,定则定矣之上还有我辈数人呢。”这两句原是陆法言《切韵序》中的话,唐先生是极熟悉的,于是仰面大笑,我也如释重负。颜鲁公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会,微有振矜,叛者九国。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节末路之难也。”这话何等沉痛,我辈可不戒哉!
关于石涛的生卒时间,过去一直有不同的说法,傅抱石《石涛上人年谱》和郭味渠《宋元明清书画家生卒年表》均记载为:生于明代崇祯三年庚午,清代康熙四十六年丁亥78岁尚在。广东省博物馆藏的石涛《山水》册上石涛自题七绝云:"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无趋小乘,五十孤行成往,一身禅病冷如冰。庚午长安写此。"上海博物馆藏的石涛 《六十自涛诗》云:"庚辰除夜抱疴,触之忽恸恸,非一日语可尽生平之感者,父母今生此躯,今周花甲……"后接七言诗,其中有"……白头懵懂话难前,花甲之年谢上天……。"我们根据这两件作品,都可以推算出石涛生于明代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这两件作品都是石涛五六十岁时所作,取的是整数,按一般写文章的习惯是可多可少的。近看到石涛《花卉》册十开一本,其中画兰花的一开自题诗云:"十四写兰五十六,至今与尔争鱼目,始信名高笔未高,悔不从前多食肉。"又画芍药的一页末识云:"丁秋十月拈格斋先生句作画"。按"丁秋"即"丁丑",即康熙三十六年(1697),上推56年则为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这才是石涛的确实可靠的出生日期。
在书画鉴定中,还常常用避讳分为避朝讳(避当皇帝及先帝的名字)与避家讳(避作者家中长辈或祖先的名字)两种。在鉴定学中,避朝讳比比较容易掌握,避家讳就比较难以掌握了。避讳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将要避讳的字缺写一笔(多为后一笔),另一种是将避讳的字换个意思相尽的替代字,还有一种是将要避讳的字空格不写。例如:故宫博物院藏宋代黄庭坚《千字文》卷,字体完全是黄的笔法,有个别字写得水平较差,因为该卷文内写明了是试鸡毫,所以这一点就被忽略过去,该卷本幅确为宋纸,并有梁清标收藏印多方,所以我们就初步定为黄庭坚真迹。后来又发现该《千字文》"纨扇圆"的"纨"字被改写为"团"字,应是避宋钦宗赵桓的讳(因"纨"、"桓"读音相近而避讳)。考黄庭坚宁四年(1105)卒,距钦宗靖康元年(1126)还有21年,决不可能有未卜先知预算避讳的道理,因此,肯定了这卷《千字文》是南宋人摹仿造假的伪品。
裱工的一般情况是清中叶以前卷子拖尾短,所以比较细;嘉、道以后拖尾长,卷子就粗了。民间裱工南北传授不同,手法亦异。熟悉了以后,几种有特点的装裱不用打开书画便能知道是何时、何地的裱工,乃至是哪一家的藏品。
旧时北京的装裱匠人,手艺相当高超,旧书画虽然破碎至不可分辨、或者脆到几乎一吹即散,仍能装裱如原装。这类不太完整的书画经装裱后,如果悬挂或正视,都不会看出有什么破绽。如果向阳处由背面看,则原形毕露。所以,如果遇到裱得很厚,或者装在镜框之内的书画,就一定要特别注意。
也有的作伪者采取金蝉脱壳的办法,保留原装裱,挖出书画本身将伪本嵌裱进去。鉴别这类书画,则不能仅凭装裱来断定其真伪了。
曾经有位藏家花大价钱买了一幅宋朝的古画。一般人来看,确实是宋朝的画,但仔细研究会发现那件东西纯粹是拿宋朝的残画拼接起来的。造假者把各种宋朝的残画拼接起来,组成了一幅新的画,还冠以出自名家之手,蒙了很多人。现在很多造假者手段很高明,把古画拼接、嫁接、挪位,很有隐蔽性。
从颜色上讲,明末清初出现的泥金纸为赤黄色,到清代后期,泥金纸变成了淡黄色。
清康熙至嘉庆,出现了一种粉笺和蜡笺纸,刘墉、黄易、梁同书等人常用,清末吴大溦则用日本纸作画。
此外,纸还有大小尺寸的不同和新旧之别。一般讲,早期的纸,尺寸较小,后期的纸尺寸越来越宽
对纸的质料,纸的型制,还有绢和绫的各个时代特征要熟悉。
例如,清康熙、乾隆以来流行彩色粉笺、蜡笺纸,上面还描上金、银花纹,只能写字,不宜绘画。
还有明末天启、崇祯或稍后一段时间,流行一种素绫,在书画上常用,尤其书法条幅用得多,到晚清时还有人使用。
对这些特殊的现象也要全面了解。关于纸、绢及绫,有作伪者常将纸、绢作旧见利
对于做旧与原旧要区别开来。原旧有一种自然老化产生的“包浆”光亮,而作旧是用颜色、茶水、脏水染旧,或油烟薰旧。
(一)绢,大约唐、宋的书画都用绢,元以后用纸越来越多。用绢、绫鉴定书画,仅从制作规格上看,极难区别其生产的年代.
如拿清康熙时的“贡绢”与南宋时的院绢比较,除新旧气息不同外,形制方面几乎一样。故不能把它作为断代的依据。
但绢的门面尺度和砑光却有时代的不同。从传世每幅绢的门面看,北宋初到宣和以前绢阔大都不超过60厘米。
宣和以来,则逐渐放宽,有幅画轴阔至80厘米的,如赵佶《芙蓉锦鸡鸡》(幅81。5厘米)。
到南宋中期,已有一米以上门面出现,如李迪《枫鹰雉鸡图》,阔至105厘米。绢除门面外,还有砑光的问题。
从年代讲,砑光绢到明末已有,绢地光亮而薄。至于用砑光绢作画,到咸丰、同治以来的书画中方能见到,此可用作为断代依据。
(二)绫,传世中有花绫和素绫两种。前者唐贞元以后,诰(来+力)用花绫。
后者在明成化、弘治时沈周等人的作品见到。到天启、崇祯时则广为流传。所见为王铎、傅山等人的书法卷轴为多,但到了清康熙中期以后就少见了。
绢、绫的单丝和双丝不能作为断代的依据,因为它们没有明显时代划分。而绢绫精粗程度可为书画的断代提供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