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书画明代书画的定价标准明代书画的价值中天艺术供

明代书画 明代书画的定价标准 明代书画的价值 中天艺术供
书法作品的定价标准
唐代张怀瓘《书估》曾提到过书法作品的定价标准，他说：
“如大王（王羲之）草书字值，一百五字乃敌一行行书，三行行书敌一行真书，偏帖则尔。至如《乐毅》《黄庭》《太师篇》《画赞》《累表》《告誓》等，但得成篇，即为国宝，不可计以字数，或千或万，惟鉴别之精粗也。他皆仿此。近日有钟尚书绍京，亦为好事，不惜大费，破产求书。计用数百万贯钱，惟市得洁库行书五纸，不能致真书一字。”
就目前的资料看，这种标准在明代吴门及其周边地区被基本沿袭。如：成书于1621年的《长物志》有《书画价》一章，言及书法作品的定价：
“书价以正书为标准，如右军草书一百字，乃抵一行行书，三行行书，敌一行正书；至于《乐毅》《黄庭》《画赞》《告誓》，但得成篇，不可记以字数。”
又，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也说：
“（王羲之）草十行敌行书一字，行十行敌真书一字耳。”
但根据这种标准定出的只是相对价值，当时王羲之书法作品的价格又该如何确定呢？在《戒庵老人漫笔》中有一条重要的记载：
“逸少《二谢帖》真迹凡七十六字。后有赵清献公抃并苏子容等跋。字画亦无残缺。但墨气已尽。此余乡顾山周氏先世物，子孙欲求售，特携以问价于文衡山。曰：此稀世之宝也。每字当得黄金一两，其后三十一跋每跋当得白银一两，更有肯出者吾不论也。”
《二谢帖》为行书。以此为参照，我们就可以算出王羲之草书和楷书的大致价格。其他书家的作品也多以字数多少来定价。如赵孟頫在世时，作品价格为一字白银五分，到了明代也应该依此标准并有所提高。
从项元汴的定价看明代书画的定价特点
项元汴喜欢在书画作品后面记上“其值××金”，被孙承泽取笑为“俗甚。”然而，正是这个“俗甚”的项元汴为我们研究当时的书画定价标准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手材料。此外，需要纠正孙承泽的是：项元汴的记语“其值××金”，不是“所买价值”，而是他的定价。
笔者选取项元汴的标价来分析当时书画定价的特点，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同一个人的定价标准比较统一。其次，作为当时声望相当著的收藏家，项元汴对当时的书画交易价格应该相当了解。从项元汴的定价来看，当时书画定价有如下特点：
其一，尺幅大小并非主要定价标准。清代书画家郑燮定过一个润例：“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基于此，许多人认为：尺幅的大小自古就是书画的主要定价标准。但是从项元汴的定价来看，情况并非如此，至少在明代不是这样的。以王羲之为例，项元汴为他的4件作品标过定价，这4件作品可以查到尺寸的有2件，都是行书，即《瞻近帖》和《平安、何如、奉橘三帖》。从字数上看，前者70字，后者53字，项元汴给前者的标价是2000两银子，给后者的标价仅200两银子。相差如此悬殊，显然不是单纯以字数为定价标准的。而从尺幅看，后者又大于前者。很明显，在定价时，尺幅的大小并非主要考虑因素。
其二，山水画定价花鸟画定价。据《长物志》说：“画，山水；竹、树、兰、石次之；人物、鸟兽、楼殿、屋木小者次之，大者又次之。”即山水画是相当被看重的。从项元汴的定价标准来看，同一作者的山水画定价远花鸟画定价。以元代画家钱选为例，项元汴为他的两件作品标过定价，一幅山水，标价30两银子，一幅花鸟，标价10两银子。两幅画的尺寸大致相同。山水画的价格却是花鸟画的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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