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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固体废弃物是指单一种类年产生量在1亿吨以上的固体废弃物，包括煤矸石、 粉煤灰、尾矿、工业副产石膏、冶炼渣、建筑垃圾和农作物秸秆等7个品类，是资源综合利用的领域。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资源综合利用工作，不断完善法规政策、强化科技支撑、健全标准规范，推动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发展壮大，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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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2019年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率达55%，比2015年提高了5个百分点。“十三五”期间，我国累计综合利用各类大宗固废约130亿吨，减少占用土地超过100万亩，资源环境和经济效益显著。

不过，潘功表示，受资源禀赋、能源结构、发展阶段等因素影响，未来我国大宗固废仍面临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综合利用产品附加值低的严峻形势。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固体废物处理利用副主任兼秘书长李金惠表示，现阶段大宗固废存在产生量大、历史堆存量高、综合利用不畅等问题，大宗固废综合利用任务十分艰巨。“《指导意见》出台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提升大宗固废综合利用水平，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据了解，目前大宗固废累计堆存量约600亿吨，年新增堆存量近30亿吨，其中， 赤泥、磷石膏、钢渣等固废利用率仍较低，大宗固废综合利用任重道远。

推动创新发展

“《指导意见》着重强调技术创新与模式创新相结合。”李金惠表示，无论是管理和综合利用模式研究与探索，还是适用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广都有待加强。“比如在技术创新方面，目前大宗固废综合利用技术相对落后、产品标准尚不完善。同时，相关企业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低，导致综合利用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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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惠表示，需要加大大宗固废行业投资与研发投入，引进、研发一批设备和技术，提升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装备技术水平，提高综合利用率。同时，还需要加强企业与高校、研究院等科研机构的合作，对现有技术和设施进行创新，大力提升大宗固废综合利用能力，比如生活垃圾焚烧飞灰高温等离子体熔融技术、基于膏体技术的尾矿源头减排绿色处置关键技术及成套装备、污泥全链条资源化处理处置关键技术与应用。

“相比其他环保领域分支，固废治理行业具有一定的门槛，企业并非有资金来就能参与其中。除一定的资金投入外，固废行业更离不开技术等必要配备。尤其大宗固废综合利用更是如此。”潘功表示，要鼓励企业加大关键技术研发投入力度，建立基础研发平台，将大宗固废综合利用关键技术纳入国家研发计划，加强适用技术推广应用。“强化技术创新也在《指导意见》中得到印证。”

除了技术创新外，模式创新也至关重要。李金惠表示，针对大宗固废行业的不同领域，提出具有可推广价值的大宗固废综合利用模式。同时，积极推进大宗固废综合利用体系建设，加强标准制定级，推进标准分级分层制定，如国家标准层面制定基础和性标准，行业标准层面制定重要行业或领域风险防控相关标准，团体标准层面制定市场需求度比较高的产品或原材料相关标准等。

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与处置的常见问题

（1）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与处置技术来源和工艺原理不清楚，成熟性和可靠性不明确，主要设备（含标准设备和非标设备）无明确的技术条件和建造要求。

（2）从危险废物中回收产品和综合利用产品中的杂质种类和数量不清楚，杂质进入环境后的潜在风险不作分析和评估，环境安全问题不明确。

（3）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与处置过程中产生的次生危废和其他废弃物的处理方法缺乏针对性，处理后的去向不明确。

（4）不重视安全设施建设，无安全建设标准，潜在安全隐患较多，事故发生率较高。

（5）对危险废物的危险性识别不全面、不，主要危险未识别出来，次要危险被忽略或轻视，导致危险废物在装卸、贮存、输送、处理处置过程中发生安全问题，进而引发突发性的环境风险。

（6）危险废物贮存场所位置与周边建（构）物和重要设施的距离无明确的遵循依据，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常常被安置在厂区的边角之处，且建设标准很低，一些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属于“违章建筑”或“临时建筑”，潜在风险较大。

（7）部分危废利用与处置企业未设置分析化验室和实验室，或设置不规范，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与处置缺少的“眼睛”，处置过程处于盲目状态。

（8）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与处置设施质量存在问题，在线监控装置缺失，人工操作环节较多或全部是人工操作，不能满足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与处置过程实现连续、自动、密闭的要求。

（9）租赁现有厂房作为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与处置车间或场所的情况较为普遍，不能满足相关工艺的要求，无法实现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与处置的预期目标，无法满足相关安全和环保要求。

（10）部分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与处置项目未经过正规设计，或设计文件不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