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治到民国前期，有姓名可考的浅绛彩瓷画师已有550多名。在中国瓷画史上，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在瓷器上传承了传统中国书画的源流，使古老的陶瓷艺术焕发出新的青春，在借鉴很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者按目前传世的实物资料，对浅绛彩瓷画师的构成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并着重从群体性构成，方面进行了探索。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前期瓷画家在后期也有作品问世，如程焕文、程松石、程言、任焕章、汪藩、汪章、张子英、俞子明、许品衡、敖少泉、汪照藜、陈子常、程万年（程衡）、梅峰樵、方家珍、高心田，黄铭光、焦佩兰、李金章、朱少泉、余焕文、罗炳荣等人，只不过他们的创作旺盛期在前期，同样，后期的一些彩瓷画家在前期也创作了一些作品，如汪友棠、徐善琴、喻春、李鼎臣、闵丹臣、吟浦、江寿堂、胡森甫、黄乾生、黄汝铭、余鸿宾、谢鹤龄、周达和等。只不过他们的旺盛期在后期。
从地域分，以徽州画家为主体。不同地域的画师共同筑就了浅绛瓷画艺术的辉煌。在浅绛彩瓷画师的籍贯研究中，我们发现，以两个地区为集中。除江西本土人士之外，以古徽州人为多，成就也高。目前发现的550余人中，明确可考的徽州籍画师达50多人，富的“三大家”程门、金品卿、王少维都是安徽人。其中程门、金品卿是黟县人，王少维是泾县人。来自古徽州的画师，还有黟县的程言、程小松、汪藩、汪章、程焕文、吴友兰、汪友棠、何明谷、钱仙槎、孙朗泉、胡仲贞，休宁的有程友石、仙哉、歙县的蒋玉卿。胡夔、鲍小竺，婺源（今属江西）的俞子明、许品衡、少轩、余鸿宾、胡崑，绩溪的江炳文，太平仙源的焦佩兰、余子和，另外汪照藜、方家珍、戴裕成也是古徽州人，但详细籍贯不明。他们吸收了徽文化特别是“新安画派”的精髓，在瓷器上将“新安画派”文化发扬光大。在徽州籍画师群中，有父子，有师徒，更多的是土生土长的相亲。这个特殊的群体成为当时浅绛彩瓷器创作的中坚。相对于阵容强大的安徽籍画师，江西本土的画师队伍也蔚为大观，有籍贯南昌的罗旸谷、万子铭。熊松山、敖少泉，籍贯高安的陈子常，籍贯黎川的徐善琴，籍贯新建的藜瑛，籍贯景德镇的张青明，籍贯波阳古南的李金章、马庆云、余玉田。陈子明、徐子祥、安九氏等。除徽州籍和江西本土籍画师群外，当时还有全国各地的画师齐聚景德镇。如江苏江都的顾海林、浙江平湖的王绶章、四川的周筱松等，还有全国各地到景德镇供职的官员，他们共同把各个流派的绘画艺术带到瓷器之上，了浅绛彩瓷器百花齐放的局面。
浅绛彩”原是借用中国画的概念，指以水墨勾画轮廓并略加皴擦，以淡赭、花青为主渲染而成的山水画，起源于元代。其画家代表人物为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是典型的浅绛彩。而浅绛彩瓷中的“浅绛”，系特指晚清至民国初流行的一种以浓淡相间的黑色釉上彩料在瓷胎上绘出花纹，再染以淡赭和水绿、草绿、淡蓝及紫色等，经低温(650—700℃)烧成的一种特有的低温彩釉。
浅绛彩出现在道光晚期，同治到光绪时期达到了顶峰。浅绛彩到民国初年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浅绛彩衰落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因是，外国进口的洋彩，由于颜色鲜丽，很快吸引了景德镇的绘瓷艺人，民国时期的珠山八友，早年很多人都曾经画过浅绛彩，后期亦都转用新粉彩了，民国初期新粉彩逐渐代替了浅绛彩；内因是，浅绛彩瓷多为文人画师所绘，其文化气息浓郁，但对画师的艺术修养要求很高，要能诗善画，这就决定了其率不高，不利于其长足发展。浅绛彩瓷直接在瓷器上作画，不用玻璃白打底，这样更容易脱彩，不利于长期保存。到民国初年，浅绛彩瓷便已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为粉彩所代替。
金品卿，为晚清极为的绘瓷名家。活跃于清同治元年至光绪三十四年间（1862-1908），供职景德镇御窑厂，他不仅擅长浅绛彩，而且还擅画粉彩，其作品受到西洋水彩画与晚清名画家任伯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