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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书画，其内容包括辨真伪、明是非、评价值三个方面。
辨真伪，即鉴定作品的“真”和“假”；明是非，是对无款或误定乱题的书画进行断代、断人；评价值，就是全面鉴考一件书画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以便检选定级，分别保管。
辨真伪、明是非、评价值，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中，关键问题是辨真伪。
由于历代书画大都孤立流传，缺乏同存的东西可以参证；鉴定书画不仅要断代，而且要断人。历代书画家为数不少，每个书画家早、中、晚不同时期有不同风貌，即使是同一时期，绢本与纸本，精心之作与应酬之作，模古之作与自己之作，也往往有所不同；再加上书画作伪的历史久、地区广、花样多，大量伪品混杂在真迹之中。因此，下苦功，眼勤、手勤、脑勤，多学、多问、多记，才能逐步掌握鉴定书画的客观规律。

改头换面。作伪者利用旧书画，采取挖割、揩洗、添款、移款等恶劣手段，变无款为有款，近代改古代，小名家改大名家。曾看到一幅属于清朝初期接近扬州王汉藻艺术风格的山水楼阁图，被人洗掉名款，添上刘松年的名字，冒充南宋画。还看到一幅绢本设色山水，经过裁割、添款，伪造成清初画家郑旼的作品。凡是名款被洗掉、挖掉或从别处移过来的，纸绢上总有些痕迹可寻。书画一经裁割，势必影响通幅布局的完整性，只要具有一定的艺术鉴赏能力，也是不难鉴别的，特别是后添款的笔迹，墨色往往浮在纸绢上面，容易看得出来。

模仿伪造。同时代模仿的，如明代沈周（启南）、清代王翚（石谷）和近代齐白石等，本人在世时就有模仿品，传到后世，鉴别不易。近代绍兴有人利用赵之谦用剩的旧信䇳，伪造赵之谦信札，很容易迷惑人。相对来说，后人仿古人，因为时代风格不一样，鉴别比较容易些。我们工作中碰到的大量伪品，纸绢用染色、烟熏等办法做旧，艺术水平较低。有的甚至连真迹也没有看见过，就瞎写乱画，例如1949年前《名画》印出的所谓北宋米芾《白鹅换书图》，上面有苏东坡、唐伯虎、王石谷、恽南田等人题字，凭空杜撰，毫无根据，笔墨恶俗不堪，这可算是伪品中的劣品。仿古伪作，水平高下悬殊，1949年前《金石书画》影印的那幅南宋梁楷《睡猿图》，好像气息很旧，实为近代张大千伪造。这里需要指出的，早期临摹本，如宋人摹顾恺之的《洛神图》《列女图》等，虽非真迹，仍有它重要的历史、艺术研究价值。

上述六种类型中，容易碰到的是种“改头换面”和第三种“模仿伪造”。此外，还有利用近代印刷字画，漂去油渍，添笔加色，冒充真迹的。更有似假非假，定真非真的，例如清代费丹旭的学生蒋升旭，字画逼近他的老师，落款“升旭”两字给人以“丹旭”的错觉，有人就误定为费丹旭的作品。在鉴定实践中还可以碰到不少五花八门的问题，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各种类型的伪作，是很好的反面教材。了解它，熟悉它，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辨别能力，进一步做好书画鉴定工作。

怎样鉴定书画
鉴定书画，主要把好两道关：一是时代风格关，二是个人风格关。辨认时代风格是断代，辨认个人风格是断人，凡是有作者署名的真迹，通过这两关。而辨认时代风格是总关。在浙江碰到不少所谓明朝唐伯虎、文徵明、仇十洲、徐文长的作品，时代风格只能到清朝，其伪不言自明。还有一些所谓岳飞的字迹，草书居多，也有行书和楷书，尽管其中有一些书法水平还不错，但是写得好不等于作品真，时代风格都不到南宋，统统是伪品。就我所知，可信的岳飞字迹，仅见于《凤墅帖》，他的书法是学苏东坡的，肉丰骨劲，外柔内刚，凝重中见风姿。传世伪品，与岳飞的书风毫不相干，纯粹是凭空瞎造。关通不过的东西，就不必再把第二关了，因为绝没有时代风格不符而个人风格相符的真迹。书画伪品中，时代风格关通不过的占绝大多数，一般来说，这类伪品作伪伎俩比较低，容易鉴别。

由于时代风格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此，它在艺坛上具有支配力量，任何书画家都要受到它的影响和制约。举例来说，汉朝书法家陈遵，决不能写出楷书来，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楷书要到唐朝颜真卿、柳公权时代才完全摆脱隶意，真正确立。中国绘画史上赫赫有名的东晋顾恺之，是六朝三大画家之一，可是从他的《女史箴图》卷、《洛神赋图》卷（都是早期摹本）来看，人物画得不错，山水却很幼稚，画树像“伸臂布指”，画水则“水不容泛”，人大于山，比例也不恰当。这并不奇怪，因为东晋顾恺之时代，山水画还没有成熟。再如唐朝晚期孙位《竹林七贤图》残卷（旧题《高逸图》卷），是现存国内的浙江古代画家中早一件珍品，人物描绘得非常生动，树石却并不高明，同样也是这个道理。

时代风格的支配力量和制约作用，为我们鉴定书画创造了有利条件。只要我们把好时代风格关，大量伪品就在这道关口下露出了原形。
根据实践经验，时代风格既按朝代又不按朝代。唐以前传世作品绝少，且不谈它。宋以后大致上可以分为这样几个段落：宋、元、明前期、明中期、明晚期、明末清初（崇祯至顺治年间）、康熙年间到乾隆年初、乾隆年初到嘉庆年间、道光年间、咸丰年间、同治年间到辛亥革命后、辛亥革命后到1949年、1949年至今。
时代风格由各个时代书画家的个人风格汇总而成。时代风格与个人风格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没有个性也就没有共性，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个人风格不能脱离时代风格，同时也看到书画家在历史上的能动作用。明朝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说：“山水画至大、小李（唐朝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一变也，荆、关、董、巨（五代荆浩、关同、董源、巨然）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北宋两位画家）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南宋刘松年、李唐、马远、夏珪）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元朝黄公望、王蒙）又一变也。”这里，既说明了山水画从唐代到元代几次重大变化，也指出了大小李、荆、关等14位画家在画风转变过程中所作出的创造性贡献。

南宋 水墨《十六罗汉图》卷（局部） 佚名 西泠印社藏
至于印章（包括书画家印章和鉴赏家、收藏家印章）、题跋、纸绢、装潢、著录等，有时也起到辅证作用，而在特定条件下，对断代、断人，还能起到决定作用。不过，总的来说，这些辅助依据毕竟还是次要的。过去有些人把印章、著录等看成是辨真伪的主要依据，这是反客为主，容易失误，有时甚至起反作用。例如，1979年浙江省举办古代绘画联展，我们向杭州借展一件所谓明朝张瀚的《十六罗汉图》卷。卷上有张瀚图章，卷后有清康熙年间杭州翁嵩年题跋，定为明朝张瀚所作。其实，卷中罗汉、树石的画法，接近南宋梁楷、牧溪一路；龙、虎的造型和笔法，与日本保存的牧溪《龙》《虎》二图基本一致，这卷画应是南宋晚期的作品。张瀚是明朝嘉靖年间杭州人，官至吏部尚书，史传上说他画山水绝似元朝吴仲圭。无论时代、题材和技法，都与《十六罗汉图》卷对不起头来。画卷上张瀚图章当是收藏印，翁嵩年鉴定不确。我们把明画改定为宋画，公开展出，得到了学术界承认，主要就是依据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1949年以来，浙江发现宋画不过几件，这卷宋画，我们如果迷信印章和前人题跋，势必沿袭旧误，仍把它当成明画，给工作带来损失。总之，鉴定书画主要把好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关，这是经过反复实践，从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中得出来的结论。

除了“鉴”以外，有时为了辨真伪，还得借助于书画家传记、书画著录、有关诗文、历史知识、衣冠制度等作必要的考证。我曾先后见过两本一模一样的明朝徐渭写的《金刚经册》，署款：“万历二年岁在癸酉夏六月六日弟子文长徐渭奉母命沐手敬书。”稍加考证，漏洞百出。万历二年干支是“甲戌”，不是“癸酉”；徐渭十四岁时嫡母卒，四十八岁时生母卒，万历二年徐渭已五十二岁，嫡母、生母早已去世，岂有再“奉母命沐手敬书”的道理。当然，也有可能徐渭遵照嫡母或生母在世时嘱咐而写，但根据时代风格、个人风格以及印章、纸质等来判断，这两本字册肯定是伪品，或即是绍兴本地区的假货——“绍片”。又见清朝初年画家萧云从山水册，自题作于康熙戊午，而萧云从死于清朝康熙十二年，戊午是康熙十七年，绝不可能死后五年再爬起来作画。书画家的生卒年代，对于鉴定书画真伪非常有用，但要注意：一是史传的可靠性。就浙江历代画家而论，王冕、陈洪绶、金农、钱杜、费丹旭、任熊、任颐等，或生年，或卒年，不少史书记载有错误。二要考虑书画家本人有写错干支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孤立地认为干支写错，书画必伪，要善于用联系的观点，多方面进行审查，有了把握，再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