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瓷板画鉴定

王琦（1884-1937年），以画人物为主。早年以钱慧安仕女为蓝本，绘工笔粉彩人物，中年后改学“杨州八怪”黄慎的画风，以写意人物为主，勾勒侧锋用笔，线条简洁流畅，顿挫有力，挥洒奔放。作品中多见较长草书题记。常用印有“王琦”、“匋迷”、“洗心斋”、“碧口”、“碧珍”、“王琦画印”等。

王大凡（1888-1961年），以画人物为主。画风严谨、功力深厚，人物勾勒中锋用笔，线条自然流畅。1939年以后，作画不用玻璃白，直接将彩料平涂于胎，称为“落地彩”。常用印有“希平草庐”、“堃”、“大凡”等。

何许人（1882-1940年），擅长粉彩雪景，用笔洒丽，自成一家。构图讲究布局，注重远中近三重构图，绘画精细，层次清晰，所绘雪景十分逼真。景中常以红色稍作点染，使寒光雪色中增加暖意。常用印有“何”、“处”、“许人出品”、“德”等。

徐仲南（1872-1952年），青年时画人物，中年习山水，晚年专攻竹石。绘竹苍劲挺拔，枝干遒劲有力，错落有致，竹叶聚散得体，萧疏纵逸。颇有劲节凌云之气韵，竹下多见溪边奇石，与竹浑然一体。常见用印有“之印”、“仲南”、“徐印”等。

邓碧珊（1874-1930年），擅画粉彩鱼藻，有水墨画意。游鱼水藻以艳黑勾描，水藻丛丛相交有序，用绿色晕染，从内到外，绿色由浓到淡，游鱼生动自然，柔中有刚，刚中见柔。从背到腹，色彩由浓到淡过度自然。多见数鱼同池，自由自在游而不散。常用印有“邓氏”、“碧珊”、“小溪钓徒”、“之印”、“邓碧珊画”等。

田鹤仙（1894-1952年），早年学绘山水，晚年专攻梅花。喜用斜线构图，偏锋用笔双勾树干，梅朵双勾着色，花型正、侧、仰、背、朝向生动。常用印有“古石”、“鹤仙”、“田印”等。

汪野亭（1884-1942年），擅长粉彩山水，采用通景画法，一气呵成。常用折带皱勾勒山石，以“园”点、“介”字点、“个”字点画树叶。画中多见林木葱笼、小桥茅屋、策杖老人，水中渡船等。汪氏是一位多产画家，早中晚期，绘画风格由细腻到粗放变化。早期以尖笔细致皱画法，细腻柔丽；中晚期用笔迅疾率意，常以小斧劈皱法画山石，粗犷简练，气势雄伟。用彩灵活多变，有的青翠浓郁，勃发生机，有的墨彩浓重，苍古奔放。常用印有“汪”、“平生”、“平山”、“汪平”、“老平”、“汪氏”、“野亭”等。

毕伯涛（1885-1969年），擅长翎毛花卉和走兽，以侧锋画枝干，没骨法画花朵，小写意勾染法画小鸟，画面疏朗，多见小件作品。常用印有“伯涛”等。

程意亭（1895-1948年），擅长花鸟，采用勾描填色法作画，线条工整圆润，以工笔丝羽法画小鸟，鸟头部较大，形体生动。程氏一生勤于笔耕，留世作品较多。常用印有“程印”、“程氏”、“程”、“程甫”、“意亭”等。

刘雨岑（1904-0969年），擅长粉彩花鸟。以工笔丝法画小鸟，设色清新，形象生动。“水点桃花”的技法是刘氏的，直接用含料的水笔点出花头，活泼自然，形态逼真。常用印有“竹人”、“岑”、“雨岑”、“刘氏”、“饮冰斋”等。

纵观“珠山八友”的作品，不管人物山水，花鸟走兽、还是竹石梅花、昆虫鱼藻，均见画艺，功力不凡，每幅作品使你百看不厌、回味无穷，让你得到美的享受，这就是“珠山八友”瓷画特的艺术魅力。所见市场各类仿品，大多画艺平庸，看上去画面花俏艳丽不见神韵，形状貌似而无灵气，给人以拘谨呆板，匠气十足的感觉，与真品差距甚远。少数精细仿作，只要仔细观察，必能找出描摹之痕迹。

当前在“珠山八友”瓷画的收藏圈内，入门者日见增多，这些瓷画爱好者因涉足时间短，所见实物少，知识相对缺乏，容易凭感观直觉轻率判断，听信社会种种流言，盲目从事，一不小心就会陷入误区，把膺品当真品，把真品当膺品，在真假判断中迷失方向。经多年实践的广泛接触，多方的考察了解，归纳起来，大体有六个方面引起重视。

误区之一，以框架新旧优劣论瓷画的真伪。框架是瓷画的包装物，便于瓷画悬挂或摆放，框架材质和工艺的好坏是由使用者的经济条件和文化品位所决定的。框架是可变之物，随着时空变迁，因自然或人为等因素造成损坏，更换新的框架，这是很正常的。框架虽与瓷画是一个结合的整体，但没有真伪的内在联系，老框装新画，新框装老画都可能出现。现在景德镇一些仿制者为俺人耳目，煞费苦心，去民间收集老框，用来包装仿品，蒙骗收藏者，切莫上当。

误区之二，以瓷板背面的特征和垫物推断瓷画的真伪。瓷板背面常会遇到三种情况，一是背板有筋条纹，麻布纹和细条纹，也有无纹的。这多是烧制瓷板的工艺所形成的。竖烧者使用高岭土撑条，烧成后敲掉撑条，成品板上留下筋条纹。平烧者则因垫烧物不同，形成麻布纹、细条纹或无纹。二是瓷板背面，有的白而洁净，少见污染，有的是黑褐色的污垢，这是框架盖板密封好坏形成的。三是框架背面有纸板之类的垫物，这是在瓷板与框架厚薄、大小尺寸出现差异，为了使瓷板不松动受损而放置的。有些人把瓷板背面无纹、洁净、有垫物的瓷画作品都论定新品，这并不科学，瓷板新老还是应从胎釉鉴定中得出结论。

误区之三，遇见相同作品必定是仿品。这是一个化的推断。在遇见相同画作时，不能轻易肯定甲否定乙；或肯定乙否定甲。相同的作品中有仿品也有真品，这是因为“珠山八友”根据客户需求作画，若遇不同的客户有相同需求时就会一画多作，留传后世就出现相同的作品，但所谓相同，是从总体上说的，细微之处必然会有很多不同，这才是正常的，只有印刷和电脑复制的图象才会出现一模一样。相同画作应按常规方法进行审定，以防误判。

误区之四，画册上未见的作品一定是伪作。1999年以来，先后出版了三套不同版本的画册，书中除了文字说明，大多是历代瓷画作品彩照，其中“珠山八友”作品也占了相当篇幅，认真阅看，对鉴赏水平提高会有很大帮助。但也不乏有人立足书本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书上未见的作品不会是真的？这种疑问当然是片面的。书中收藏的作品，仅是“珠山八友”作品中的一小部分，大量的作品还流散民间或在少数收藏者手里，随着“珠山八友”瓷画收藏热的到来，你必定会看到更多的与画册中不相同的真品。

明清两朝重视景德镇陶瓷生产，集中全国的人才和物力，保征了官窑景德镇陶瓷的质量，在 景德镇陶瓷的胎体精细、釉质润净、制作规整、品种多样，特别是颜色釉瓷的精细讲究，可以说达到了历史上的境地， 促进了景德镇陶瓷艺术的发展。但是，由于官家的统治，又扼杀了景德镇陶瓷艺术家个性的张扬和发挥，成为了中国景德镇陶瓷艺术发展的桎梏。景德镇人杰地灵，人才辈出，随着清朝国力的衰败，御窑厂的衰落，一批的民间陶瓷艺术家异军突起，珠山八友就是其中技艺超群的代表人物。

　　珠山八友当时的名称是“月圆会”，就是御窑厂停烧以后部份流落到民间的粉彩和瓷版画的高手。这里的“八友”分 别是：王琦、王大凡、汪野亭、邓碧珊、毕伯涛、何许人、程意亭、刘雨岑。这其中江西人除外，王大凡、何许人和1904年出生八友中年轻的艺人刘雨岑分别是徽州黟县、徽州歙县、和安徽太平（今黄山市黄山区）人。要再算上徐仲南、田鹤仙，珠山八友实则是十个人，这并不前后矛盾。正如“江西诗派”也并不全是“江西人”一样，“以味不以 形也”。月圆会“珠山八友”也可以是指一个画家群体，在绘画上他们追求清代中期“扬州八怪”的风骨。

　　年龄大的徐仲南生于清朝同治十一年，比年龄小的刘雨岑年长32岁(刘雨岑生于1904年)，可以说珠山八友在中国景德镇陶瓷艺坛活跃了近。这个时期中国民族正处于"国破家亡，匹夫有责"的动荡时代，珠山八友在继承我国景德镇陶瓷传统的基础上，汲取民间景德镇陶瓷艺术的营养，以扬州八怪为，以海派艺术家为榜样，容纳西方陶瓷艺术风格和技法，用充溢的时代气息和满腔的爱国热情，投入瓷艺创作， 冲破明清官窑的藩篱，像一股清泉，一泄而下，不可遏止。如王崎在瓷器上面人物，汲取了黄慎的写意手法，表现人物的衣纹和风姿，获得颇为奇妙的效果。王大凡不用玻璃白打底，直接将彩料涂到瓷胎上的落地彩技法至今影响着景德镇陶瓷艺人。邓碧珊是个在瓷板上描绘人物肖像的瓷画家。汪野亭在前人的基础上，以国画的泼墨法，在瓷器上绘山水，同样出现墨分五色的中国画效果，给景德镇陶瓷的山水作品注人了生机。刘雨岑凭借自己深厚的功底，创"水点"技法，在景德镇陶瓷粉彩艺术上产生了的影响，这种技术后来运用于烧制毛瓷，被誉为当代官窑。



　　“珠山八友”似乎成了一定时期瓷器的代名词。虽然学术界对八人的定位还有一些异议，但我觉得这并不是很重要。就像我们对待“扬州八怪”的态度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可以撇开这些名词的争论，去实实在在的看看他们的作品。作品才是品评一切艺术价值的标尺和对象。在王琦、王大凡、汪野亭、程意亭、邓碧珊、刘雨岑、徐仲南、田鹤仙、毕伯涛、何许人等人中，我们发现的是这样一个群体共同延续了景德镇瓷器的余韵，也是他们使得我们在近代景德镇的瓷业史上找到了一些自信。

　　珠山八友瓷版画成交价格参考：

　　王琦-粉彩《瞎争图》瓷板，尺寸45×26厘米，128.8万元

　　王琦-粉彩瓷板《渔翁图》241.5万元

　　王大凡一件《黄山四千仞》瓷板780万元

　　王大凡粉彩瓷板《禹王治水图》920万元

　　王大凡-粉彩《出浴图》屏风，尺寸32×22厘米，101万元

　　汪野亭-粉彩山水瓷板一套，尺寸72×8.5厘米，275万元

　　邓碧珊-粉彩鱼藻瓷板一对，尺寸32×21厘米，63万元

　　毕伯涛-粉彩芙蓉翠鸟瓷板，尺寸为39×26厘米，103万元

　　何许人-《孤山放鹤》瓷板，尺寸41×27厘米，124.2万元

　　程意亭-粉彩花鸟瓷板，尺寸41×27厘米，137万元

　　刘雨岑-粉彩《大吉图》瓷板，尺寸为38 ×25厘米，176万元

　　徐仲南-粉彩《苍松图》瓷板，尺寸43×29.5厘米，97万元

　　田鹤仙-粉彩梅花瓷板，尺寸38×24.5厘米，80.5万元

　　“珠山八友”是一个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在陶瓷史上是鲜见的，在中国绘画史上却是相当普遍的———“画派”现象。“珠山八友”的出现是有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在明清以前的陶瓷文化情境中，陶瓷工匠的任务是为统治服务，身份和创作没有自主性，也没有结社的自然条件，他们的身份就像是受雇者。时序发展到近代，陶瓷工匠的身份得到了的自由和释放，于是他们就像其他文人一样具备了形成艺术雅集或艺术社团的条件。他们往往有共同的志趣或人生目的。就像王大凡在《珠山八友雅集图》中表述的一样：道义相交信有因，珠山结社志图新。翎毛山水梅兼竹，花卉鱼虫兽与人。画法唯宗南北派，作风不让东西邻。聊得此幅留鸿爪，只当吾侪自写真。这种带有自娱意味的直抒胸臆，让人看到了无奈，也看到了景德镇瓷业的危机局面。

　　瓷板画出现在明代中期，几来，它在陶瓷艺术与绘画艺术的边缘获得了发展空间。特别是民国初期的“珠山八友”，他们以瓷入画，用胎作纸在瓷板上彩绘，创造了秀美而大气、宁淡而悠远的新粉彩。粉彩瓷板画汲取了中国画的营养，所绘形象无不栩栩如生，精美绝伦，将中国的陶瓷艺术推向了更高的境界。


清末民国瓷器大热，珠山八友瓷板画市价甚至堪比清末官窑，动辄十数万元至数十万元，而市场仿品充斥，价格仅以千元计。连民国小名家瓷板画也因成本低、销路好而被卷入仿品市场。收藏行家告诫普通收藏者，不要对捡漏仍心存侥幸，特别是谨慎对待自己的件藏品，以免收藏标准被扭曲。

　　在历史上，瓷板画的艺术地位几度起落，到清中后期，业界发现元黄公望的浅绛白工艺适合瓷板画的表达，因此出现了以程门、金品卿、王少维为代表的“新派艺术瓷器”，后来这种“新派艺术瓷器”被称为“浅绛彩瓷器”。2008年10月，程门的浅绛彩瓷板（43×32cm）、金品卿的浅绛彩花鸟瓷板（39×27cm）、王少维的浅绛彩山水瓷板（32×43cm）三件一起拍出50.6万元。

　　在新派艺术瓷器出现之后，瓷板画数量大增，艺术性大幅提高。清中后期，一批书画功底深厚的书画家介入了瓷器行列，并成为大名鼎鼎的“珠山八友”，刘雨岑就是其中之一。

　　近几年，“珠山八友”作品价格甚至比清末的官窑价格还要高，有市场人士认为，原因之一是“珠山八友”以群体出现，名气容易打造；也有人认为，与收藏者将眼光转移到瓷板画有关。

　　以广东地区为例，以前大多数家庭不喜欢在墙上打洞，不接受瓷板画，但是随着装饰手段的提高以及南方天气潮湿带来的书画保管难题，有的收藏者转而接受瓷板画，作为家中装饰挂赏之用。

　　不过收藏行家提醒收藏者，目前新瓷板画的价格都已，旧时名家之作更不可能以数千元甚至一两万元买得，不要对捡漏心存侥幸。

　　读者：我收藏了民国名家刘雨岑作品的瓷板画（见下图），请鉴定。

　　鉴定：从图片看，这件“刘雨岑瓷板画”是新仿之物，对比刘雨岑真品图可见，读者收藏之物画工粗劣，水平一般。刘雨岑师从潘陶宇、科班出身，特别是真品为刘雨岑的纸质画，可见其字体饱和秀美、雍容华贵，对比字体可看出真假作品的区别；其次，民国时期与现代的颜料有天壤之别，天然的颜料价格昂贵，一般的赝品不舍得投入高成本而用普通的化学颜料替代，对比颜色可知优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