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枢府釉釉里红

所谓颜色釉，指的是釉料的装饰颜色，在制作无色透明釉料的时候，加入某些金属氧化物作为着色剂，在高温下就会呈现色彩缤纷的釉色。如我国传统颜色釉中，以铜的氧化物为着色剂，就能烧出祭红、鲜红、宝石红、牛血红等鲜艳夺目的红釉；以铁的氧化物为着色剂，又能烧出如豆青、粉青、天青、梅子青等“千峰翠色”的青釉；而以钴为氧化物的着色剂，则烧出霁蓝、宝石蓝等美丽动人的蓝釉。同一种金属氧化物由于在釉内含量的不同，温度与烧成气氛有别，以及釉中其它化学成份组成的差异，又能呈现出众多不同的色彩。例如同样是以铜为着色剂，在氧化气氛中就呈现绿色，而在还原气氛中却呈现红色。唐代长沙窑青瓷上那种绿色花纹，便是铜在氧化气氛中的结果。北宋晚期，河南禹县的钧窑窑工，在1300℃的高温下创造了一种强烈的还原条件，又使铜呈现出红色，这就是举世的“钧红”。

如果说元代的纯红釉还处在创烧阶段，那么明代的红釉器就已红完全成熟了。特别是永乐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烧造成功的鲜红釉，色调，釉厚如脂，《景德镇陶录》称“永乐鲜红贵”绝非过誉之词。宣德红釉比永乐鲜红，它虽没有永乐红釉鲜明温润，但红中稍带黯黑，红而不鲜，更显得静穆和凝重。又由于釉色中闪耀出如红宝石一样的光泽，耀眼夺目，所以又称为“宝石红”(图四六)，《景德镇陶录》因此有“宣窑”以“鲜红为宝”之说。

明代永乐、宣德时期的红釉器之所以前代而树一帜，一方面是窑工们在长期实践中,找到了釉料配制的正确比例，掌握了烧制红釉瓷的恰当次候；另一方面也与朱元璋曾在洪武三年颁布“以红色为贵”的规定有关(《明史?礼志》)，虽然在传世或出土的洪武器里，红色的红釉器较少见，但却大量出现了用铜红在釉下绘出花纹图案的器物，即陶瓷史上的釉里红器，在红釉器的大家族中，也算得上一枝秀。永乐时期朱棣皇帝虽普一度崇尚白色，但后期他仍以红色为贵，例如在景德镇明代御窑厂遗址中，发掘出永乐前期地层内98%以上器为甜白瓷，红釉器甚为，而永乐后期地层中的红釉却猛增，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永乐前后宫廷色尚的变化。

自明代宣德以后，由于铜在高温下烧造工艺标准难于掌握，所以逐渐失传，终明一代再没有得到恢复。红釉瓷器是祭祀先、天地的重要祭器，如《大明会典》“器用”一章中叙及祭祀用器时曾提到：“洪武元年，多以金造……，二年祭器皆用瓷……。嘉靖九年，朝廷规定四郊各陵瓷，圆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这是以青、黄、红、白四色象征天、地、日、月，因此缺少其中任何一色，祭祀将无法进行。而此时鲜红的高温铜红器已不能烧造，所以，嘉靖时期只好改用“矾红”代替，文献上也曾记载说：“鲜红土，未详出何地，烧炼做红器，正、嘉间断绝，故嘉靖二十六年，因上取鲜红器，制难成，御史徐绅疏请以矾红代。”矾红是以铁为着色剂的釉上低温红彩，釉面无论光泽明亮的程度，还是滋润柔和的感觉，都不如铜红的效果，而且矾红彩的釉面极容易剥落，所以价值远不如铜红器那样高。它可取的是在烧造上比较稳定，容易控制，成品率高，其中如“枣皮红”乃是嘉靖红釉的一个品种，它风格别具，自嘉靖以后明清两代都曾大量烧制。

观察釉面特征‌：老瓷器的釉光滋润，胎质非常瓷糯，而新的瓷器胎比较生硬。老红釉瓷器的釉面可能会有制作痕迹，如拉胚成胎时留下的橘皮圈，而新瓷器则表面细腻光滑，没有这种纹路‌

‌检查制作痕迹‌：老瓷器有桔皮纹，而新的没有。老红釉瓷器属拉胚成胎，表面有一圈橘皮圈，新釉瓷器属浆胎制作，表面细腻光滑，没有这种纹路‌

‌观察底部状态‌：把红釉瓷翻过来，观察其底新旧程度。老红釉瓷底部有用过摩擦的痕迹，釉底会有损伤划痕，而新瓷则没有或用酱油烧色做成旧瓷‌

2023年纽约苏富比春拍「御色晨星：Cadle家族收藏中国单色器珍」圆满收槌，23件单色釉珍品高溢价成交，总成交额达707.8万美元。其中，明宣德祭红釉碗以187.5万美元全场。该拍卖会由DonD.Cadle博士及其夫人Ingeborg(Inge)PielenzCadle于上世纪80年代悉心雅集，部分藏品出自富的大家珍藏，对品相和来源有着极为严格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