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河口上门回收手机一小时快速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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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电子产品的制造大国和消费大国，如果能加快建立电子产品资源循环型产业体系，无疑将助力国家低碳化、绿色化进程。在此之前，有必要消除大家出售旧手机、旧电脑的后顾之忧。在立法方面，李帅建议，将废弃电子产品回收列入信息保护范畴，提高个人信息泄露违法成本。同时，借鉴各地现有规定及实践，可制定规章层级的全国性法律规范，以废弃电子产品回收中的信息处理为主要规范对象，从基本原则、监管对象、监管方式与监管标准、违法责任等方面作出规定。在监管上，应以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为依据，厘清市场监管部门、工信部门等行政机关在信息保护监管中的职责，加大监管力度。电子产品回收处理行业要有所作为。“一家机构出现信息泄露的问题，影响的是公众对整个行业的信任。要完善行业规范，加强行业自律，提高行业准入门槛与从业人员的能力和法律意识。”从用户自身看，培养保护个人信息的意识和能力同样重要。每次出售废弃电子产品前，何延哲都会做一些处理。比如，将旧电脑的硬盘拆下来留着，对旧手机做系统重置等。他说，即便这样仍有信息被恢复的可能，但比起什么都不做要更安全。何延哲还建议，手机上尽量不保存敏感、秘密信息，重要信息保存使用后尽快删除，其后经过多次覆盖，数据被恢复的几率会大大降低。有业内提醒，处理废弃电子产品好通过大型店或正规平台，尽量避免小店和个人渠道。如今，各大手机厂商纷纷推出回收服务，承诺个人信息安全，有的厂商还会对数据清理过程全程录像监控。

“作为手机厂商，要让用户有更多的数据清理方式可以选择，并向用户充分解释说明清理机制和原理，创造机会邀请大家体验的清理技术。否则大多数用户不了解清理数据背后的逻辑，也就无法安心出售手机。”何延哲说。“关于数据清理的标准要进一步完善。”李帅说，到底清理到何种程度才算安全，这是需要明确的。对清理后的效果评价和验证也应有细化规范。除了常见的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许多智能家电、玩具等产品现在也都具备信息储存功能。何延哲表示，对这一现象要足够重视，特别是回收机构和生产厂商，要针对多样化的产品做好清理工作，更好保护公民个人隐私。每年产生的电子垃圾超过6万吨，但电子垃圾回收率一直不高，2020年电子垃圾回收量仅1400吨。去年7月起，新加坡电子垃圾管理系统启动。根据“制造商延伸责任”框架，新加坡要求制造商或进口商，负责回收和处理这些受管制电器与电子产品的废弃物。如果供应的受管制电子产品超过一定重量，需承担回收处理费用；占据的市场份额越高，需支付的费用就越多。当地还与德国环保集团欧绿保合作，在全国设置回收点和回收箱，对相关电子产品进行回收处理。目前，在新加坡的超市、购物中心、社区俱乐部等一些公共场所，用于回收电池、打印机、手机、电脑等电子垃圾的白色回收箱随处可见。公众可下载手机应用程序，扫描回收箱上的二维码，上传即将投进去的电子垃圾照片，即可赚取积分。这些积分可以兑换成代金券，用于支付网约车、外卖、共享单车等费用。

16年，我国手机市场上市新机型1446款，出货量5.60亿部，已是名副其实的手机大国。而随着智能手机发展的日新月异，手机的更新迭代也不断加速。有调查显示，2014年，约50%的用户每18个月就会换机。手机用上一两年，好多功能已经跟不上了。在一片红火的新机销售市场背后，我国废旧手机的回收情况和数量却显得有些不成比例。国内现在有约10亿部废旧手机的存量。手机回收平台“回收宝”合伙人熊洲表示，但目前却只有2%左右的回收率。深圳市手机行业协会会长孙文平说，国内每年新增的手机里，90%是弃旧用新，但大量更换下来的旧手机都没有得到妥善处理。手机主要由塑料外壳、锂电池、线路板、显示屏等部分组成，据介绍，这些部件如处置不当或随意丢弃，其所含的重金属等物质会进入土壤和地下水，威胁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旧手机也有它作为“资源”的一面。废旧手机回收后，一般有三种去向：较新、损坏程度较小的手机经过分类处理、翻新后流入二手市场；有一定损坏不能直接使用的手机，可用零部件会被拆解再利用；完全无法使用的，经过原材料提炼后，作为垃圾焚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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