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红釉瓷器鉴别

中国的瓷器自早期开始，便是以颜色釉装饰为其特征，特别是以氧化铁为着色剂的青釉，曾霸天下数。这是由于受当时技术条件所限，人们无法从制瓷原料中将铁质除尽。而当青釉瓷器出现四以后，到了隋代，我国北方窑场终于成功地烧出了白釉瓷器，才终结束了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其后当绚丽斑驳的唐三彩陶器问世后，又进一步丰富了陶瓷的装饰风格。宋代是我国瓷业全面逢勃发展的时期，也是各种颜色釉争奇斗妍、光辉灿烂的时代，特别是当钧窑烧出灿若晚霞的铜红窑变釉后，更为我国陶瓷美学了一个新境蜀。它使高温颜色釉本身取得了立的美学价值，已不再仅仅是器物的保护层。

在景德镇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明宣德年间，有一天皇帝穿着一身红袍，偶然从一件白瓷旁边走过，突然发现白瓷被染成红色，格外鲜艳夺目，于是皇帝传下圣旨，命令御窑厂马上烧出这种红色瓷器。然而由于铜红的呈色极不稳定，在烧制中对窑室的气氛又十分敏感，稍有变异便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有时一窑甚至几窑才能烧出一件通体鲜红的产品，所以要得到比较的红釉十分不易。正当窑工们屡烧不成眼看限期已到，就要大祸临头时，其中一位窑工的女儿得到神仙托梦，要她投身熊熊燃烧的窑炉之中，以血染瓷便 可成功。于是她成人不行，投身入窑，只见一团炽烈的白烟腾空而起，满窑瓷器皆成红色。这个传说虽极富传奇色彩，但如此悲壮的故事，充分说明红釉烧之不易，后人遂以“祭红”命名宣德时期的一种特殊红釉器，即以此纪念这位传说中的烈女。

别名“霁红”，是中国传统红釉器中的，其釉面的特点是，红不刺目，鲜而不过，釉不流淌，裂纹不出。清高宗乾隆在《咏宣窑霁红瓶》一诗中称誉道：“晕如雨后霁霞飞，出火还灸工。世上朱砂非所拟，西方宝石致难同。插花应使花羞色，比画翻嗤画是空。”

自明代宣德以后，由于铜在高温下烧造工艺标准难于掌握，所以逐渐失传，终明一代再没有得到恢复。红釉瓷器是祭祀先、天地的重要祭器，如《大明会典》“器用”一章中叙及祭祀用器时曾提到：“洪武元年，多以金造……，二年祭器皆用瓷……。嘉靖九年，朝廷规定四郊各陵瓷，圆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这是以青、黄、红、白四色象征天、地、日、月，因此缺少其中任何一色，祭祀将无法进行。而此时鲜红的高温铜红器已不能烧造，所以，嘉靖时期只好改用“矾红”代替，文献上也曾记载说：“鲜红土，未详出何地，烧炼做红器，正、嘉间断绝，故嘉靖二十六年，因上取鲜红器，制难成，御史徐绅疏请以矾红代。”矾红是以铁为着色剂的釉上低温红彩，釉面无论光泽明亮的程度，还是滋润柔和的感觉，都不如铜红的效果，而且矾红彩的釉面极容易剥落，所以价值远不如铜红器那样高。它可取的是在烧造上比较稳定，容易控制，成品率高，其中如“枣皮红”乃是嘉靖红釉的一个品种，它风格别具，自嘉靖以后明清两代都曾大量烧制。

清代是我国陶瓷的黄金时代，此时各种颜色釉已是品种繁多，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甚至同一种釉色也能烧出不同的色调，如蓝釉有天蓝、洒蓝、霁监之分，青釉有粉青、豆青、东青之别。此外，还有集各种色釉于一器、变化莫测的“窑变”花釉，以及鳝鱼青、鳝鱼黄、蟹甲青、蛇皮绿、茶叶末等铁质结晶釉。康熙年间还恢复了失传二百多年的高温铜红釉，而且名品迭出，如郎窑红、豇豆红、霁红等，不胜枚举，充分体现了此时景德镇窑工们对各种金属氧化物呈色规律的熟练掌握和高超的制瓷技艺。

使红釉瓷器的烧制在清代又一次出现了繁荣兴旺的盛况，除郎窑红外，还 许多名品种。陈浏(寂园叟)在其《陶雅》一书中曾列举当时的红釉品种有十多种之多，它们或因其形色近似某种事物，而名之为“鸡血红”、“生血红”、“豇豆红”、“桔红”、“宝石红”、“珊瑚红”、“胭脂红”等；或因其制作方法不同而名之为“铜红”、“抹红”、“吹红”、“矾红”等；或以其使用性能而命名为“祭红”；或以其烧造的主管人使隐患如“郎窑红”等等；真是五花八门。在这些的红釉中，一种比郎窑红更为名贵的高温铜红釉，即康熙朝的“豇豆红”也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