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岛民国官窑瓷器一般值多少钱？

清末，江西鄱阳的 “云林画室” 造就了一批绘画人才，如黎竹庵，后来成为有名的画师，其瓷板画备受人们喜爱，还有人成为景德镇刻瓷名家，创出刻瓷特技。民国初期，饶州统税局局长缪某请黎勉亭刻袁世凯像献上，袁世凯大喜，令其入京授职，并雕刻像，其刻瓷作品应算袁世凯特制瓷的一部分。

郭葆昌在景德镇担任陶务总监督后，选择景德镇市内的湖北会馆作为绘瓷工场，由陶瓷家鄢儒珍负责烧制，成功烧制了一批瓷器，主要以粉彩和珐琅彩为主。珐琅彩是由清宫廷造办处的画师自炼或西洋的珐琅料，按的样稿在烧成的白瓷上作画，再入炉烘烤而成，其料主要成分是硼酸盐和硅酸盐的混合物，在不透明的白色易熔的珐琅料中，加入适量金属氧化物色素，使得洪宪瓷的珐琅彩相较于其他瓷器更为特，色彩明艳丰满，画面生动逼真。

这些 “居仁堂” 款瓷器用于在开国大典上赠送宾客以及袁世凯自用，它们既有乾隆珐琅彩和粉彩的富丽华贵，又融入了民国时期的新风格，多为日用器具和瓶类。例如粉彩山水三果双耳瓶，白地施彩，瓶口至肩部以及腹下部分饰青花图案，腹部绘山水人物图案，颈部饰耳，是典型的民国瓶类瓷器风格，但其釉质洁白无瑕，描绘入微，具备 “内庭恭造之式” 的品质，2005 年 12 月 12 日在北京翰海的拍卖会上，此瓶以 57.2 万元成交，创下了洪宪瓷的拍卖纪录。
洪宪瓷存世量，随着袁世凯的倒台，“洪宪瓷” 流散，成为瓷器收藏家们竞相追逐的宝物，其收藏价值，不仅因其精美绝伦的工艺，更因其承载的特殊历史意义，是研究民国时期瓷器制作和历史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除了袁世凯的 “洪宪瓷”，民国时期其他军阀也有自己的专属瓷器。徐世昌的 “静远堂制” 款瓷器，专仿雍正朝器物，多为单色釉，尤以天蓝釉和青釉为出色，如年窑暗花蝉纹梅瓶，釉面极其精细，为稀世之珍。徐世昌作为一代军阀兼文人大，学问深厚，书画造诣，自诩为 “水竹邨人”。郭葆昌深知徐世昌的审美趣味，为其监烧的瓷器多仿雍正年窑的单色釉，格调含蓄而优美，贴合徐世昌以雅士自居的文人风范。徐世昌还将这些瓷器作为礼物巴结日本人。

民国瓷器不再以改进胎、釉、彩等原料为目标，甚至也不再以工艺、技术改进为目标，而是专以绘画水准竞高下，形成了夸耀瓷绘技艺而不是制瓷工艺的趋势。这一时期瓷器装饰上仍以青花、粉彩、五彩为主流，器物形制上基本沿袭了晚清的风格，但造型上比晚清瓷器要纯朴平直些。装饰题材广泛，款识也是历朝都有，尤以清代乾隆为多见。总体上来讲，民国时期的民间仿官窑器其面貌不及原御窑仿前朝的精良，但民国初出现的 “古月轩” 瓷器，则是以仿清康雍乾瓷胎画珐琅的面目出现的。

除了经济价值，民国官窑瓷器还具有特的艺术欣赏价值。这些瓷器的瓷绘精美，色彩丰富，无论是山水、人物还是花卉图案，都展现出了画师们高超的技艺和特的艺术风格。如 “静远堂制” 款瓷器的单色釉，格调含蓄优美，体现了当时文人的审美情趣；“觯斋” 款瓷器的花卉着色清淡、布局疏朗，人物姿态恬淡，具有浓厚的文人趣味。此外，民国官窑瓷器的釉色也十分特，如洪宪瓷的珐琅彩，色彩明艳丰满，画面生动逼真，给人以美的享受。这些瓷器不仅是实用的器物，更是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具有的艺术欣赏价值，为收藏者们所珍视。

到了民国晚期，由于工艺操作的机械化程度提高，坯胎变得整齐划一，厚薄均匀，切割，胎土细润，铁星减少。同时，窑炉和燃料的改进使器物受火均匀，胎土瓷化程度提高，不易变形，胎体坚致。如江西瓷业公司生产的部分瓷器，采用了机械制坯等工艺，其胎质就具有这样的特点，上手时能明显感觉到胎体的规整和坚致。
现代仿品的胎质往往坚密而生硬，分量或轻或重，与民国时期真品的胎质有明显差异。一些仿品为了追求重量上的相似，可能会在胎土中添加杂质，但这样会导致胎质的质感和色泽不自然，缺乏真品的细腻和温润。

民国瓷的釉面一般略微泛黄，表面光泽柔和，给人一种松软之感。像一些粉彩瓷器，其釉面的光泽柔和温润，没有刺眼的反光，这是由于当时的釉料配方和烧制工艺所决定的。但这种柔和的光泽并非暗淡无光，而是在光线下呈现出一种内敛的光泽，仿佛有一层薄纱覆盖。
民国后期，釉料经过机械处理，釉面明净细润，但同样光亮柔和却不刺眼，这是因为经过时间的沉淀和氧化，釉面形成了一种特的温润质感。不过，现代仿品的光感往往过强，没有真品那种柔和自然的感觉，即使经过人为做旧处理，其光泽的分布和质感也与真品存在差异。例如一些仿洪宪瓷的珐琅彩，其釉面的光泽可能会显得过于亮丽和均匀，而真品的珐琅彩釉面在光线下会有细微的变化和层次感。
此外，民国瓷器的釉面还可能存在一些细小的瑕疵，如缩釉、串烟等现象，但这些瑕疵在真品上往往呈现出自然的状态，而仿品的瑕疵则可能是刻意为之，显得不自然。

郭葆昌的私款如 “觯斋”“觯斋主人”“郭世五”“陶务监督郭葆昌谨制” 等，其款识风格多样，有的简洁大方，有的则带有一定的个人印记和文化内涵。“觯斋” 二字的款识可能会采用篆书或楷书，篆书款识的线条婉转流畅，富有古朴的气息；楷书款识则更加规整清晰，体现了郭葆昌对瓷器的个人品味和艺术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