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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函内容几乎一模一样，有串通投标的嫌疑吗？质疑是供应商的维权途径，不是投标行为，所以质疑函雷同与投标文件雷同是两回事，法律也不禁止几个供应商一同质疑。质疑函内容雷同不能直接作为认定串通投标的依据。供应商自己质疑自己，要答复吗？依然是要答复的，只不过质疑自己不涉及自己权益受到损害，因此程序性答复质疑不成立即可。

那么，一个投标项目是否允许出现负价格（也就是中标人要付钱给投标人）呢？业内、上海国际招标有限公司总经理金翔表示，如果本项目是采购项目的话，是不能出现负数价格的，《采购法》第二条第四款本法所称采购，是指以合同方式有偿取得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包括购买、租赁、委托、雇用等。零元都是不允许的，何况负价格了。但是本项目并非采购，所以应该按照招标投标法及其相关条例，因此出现负数价格也算合规。

无论采用何种定标途径、定标模式、评标方法，或者定标权，对于法定采购项目(依据《采购法》或《招标投标法》及其配套法规、规章规定招标采购的项目)，招标人都不得在评标依法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之外确定中标人，也不得在所有投标被评标否决后自行确定中标人，否则中标无效，招标人还会受到相应处理，对于非法定采购项目，若采用公开招标或邀请招标，那么招标人如果在评标依法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之外确定中标人的，也将承担法律责任。

其次，从采购管理模式来看。我国采购制度认为，采购方式是非中性的，公开招标方式被制度化地认为是优采购方式，并以此建立起以采购方式管理为核心的制度体系。目前我国六种法定的采购方式通过两个部门规章和一个规范性文件进行规范，明确了每一种采购方式的适用情形和采购流程。并且构建了以采购方式为的监管模式，当采购人需要使用公开招标以外的采购方式时，须经过监管部门的审批。这种制度设计的本意在于强调采购的强制竞争要求，因为公开招标是向非特定主体发布公告，能体现充分竞争。但是以采购方式的审批为的监管模式，导致很多重要环节形成监管盲区，尤其是在合同履行阶段，完全没有监管介入

采购诚信管理不健全

采购的诚信管理主要关注合同签订过程。因此，采购诚信往往更加注重政务诚信，对采购人约束举措较多。比如，要求落实“无预算不采购”制度，是为了确保采购人能够诚信支付；要求采购人科学编制采购需求，不允许有倾向性需求，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是为了保障公平竞争；要求采购信息公开，是为了避免暗箱操作，接受社会对采购人的监督。

对供应商而言，主要强调参与采购活动前要查询诚信档案等；在采购活动中，则看其是否存在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或者与其他供应商恶意串通，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贿赂等行为。但对于供应商在合同履行中的诚信问题没有任何处理处罚的规定。从立法的逻辑上来看，这部分合同履行的问题都应当由《合同法》规范。但在实践中我们发现，很多问题都出现在合同履行中，例如，“次品”课桌事件曾闹得沸沸扬扬。我们都有理由相信，在这些课桌的采购过程中，供应商绝不会以残次品去应标，也绝不会在合同中约定提供残次品

采购过程是一个完整不可分割的整体，包括合同签订与合同履行。在合同签订阶段，需求是核心，解决买什么的问题，包括产品的功能性目标和政策性目标，包含技术规范、工艺与服务标准、政策条件等内容。通过发挥需求的推动作用，采购按照既定目标，选择合适的采购方式，尽大可能地签订较为完善的合同，追求营造公平竞争、公开透明的采购营商环境，为供应商提供更多的优惠和便利。在合同履行阶段，要以合同约定为遵循，加强履约管理。一方面，要明确合同可变更的情形、条件，既不随意变更合同，又不能一成不变地完全固守合同；另一个方面，要加强采购人合同管理能力建设，从性、合法性等方面提高其管理能力和水平，确保合同依法、依规、依约履行。逐步形成需求推动和合同拉动“双轮驱动”的采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