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红二方面军长征途中经过云南姚安时，当地艺人编演了《洋人闹》、《抓兵曲》等小戏欢迎红军，时称“红军灯”。爆发后，云南戏剧工作者王旦东和花灯艺人熊介臣等组成“云南农民救亡灯剧社”到昆明、玉溪、普宁、通海和广东曲江等地演出。他们以玉溪花灯曲调为基础，编演了《抗战十二花》、《抗战十二将》等花灯调和《张小二从军》、《毙罗小云》、《汉暴》、《新投军别窑》、《茶山杀敌》等花灯戏。这些剧目均有文学剧本，改变了原花灯剧目的“提纲戏”状况。他们还将《义勇军进行曲》的音调引进花灯音乐，创作出一支新的花灯调--调。解放期间，在昆明学生运动中和滇桂黔边区纵队中，曾编演过《农村一家》、《血海深仇》等新剧目，时称“学生灯”。
扎胚：
扎胚是花灯制作工艺实施的开始。是作品的基本骨架。旧时用竹片制作，后来改用铅线，更有利于其形状的稳固。用竹片制作花灯，其竹片选用特定的竹种，潮汕人称为“妙儿竹”。这种竹子比较柔韧、富有弹性，不易变形。制作时，艺人们将整根竹子劈成一根根大小一致、粗细均匀的竹片，把作品分解成几个主要的几何形体：或圆、或方、或锥、或棱。用竹片扎成其外部框架，再拼合起来，构成作品的整体形态。用来扎紧竹片的接合部分的是丝纸。将丝纸载成条状，搓成纸绳，利用丝纸的柔韧，使扎口牢固。改用铅线扎胚是花灯艺人的创新。使花灯胚的扎制更方便，弥补了竹片弯曲、折角上的局限。更奇妙的是，用铅线扎胚不用焊接，同样用丝纸绳扎制而又牢固非常。我们不能不对艺人们的智慧由衷地赞叹。
花灯，是普遍存在于整个中国的。主要是汉族地区为盛。元宵，是中国人的节日。每逢正月十五闹元宵时，各地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庆祝。而花灯，在闹元宵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为地域的不同，习俗的差异，思想文化内涵的差别，各地花灯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要想详尽的区分，困难很大。如果从大致上去划分，可分为南北二派，大体上以长江流域为界。北方花灯充满阳刚之气，像哈尔滨的冰灯，城楼上的大灯笼，都很有气势。他们讲究线条之美，追求高大、雄伟。这与北方汉子粗犷、豪爽有关。而南方人的特点是感情细腻，追求的是尽善尽美，吴侬细语的特性在花灯的表现形式上得到充分的体现。精雕细刻，精巧细腻，追求，生动逼真。如苏州秦淮河上夜晚的荷花灯，盏盏花灯摇曳于江水之上，诗人墨客划船于其中，或放歌，或唱和，多美的一幅画境。潮州花灯当属南派，在人物刻划上，花灯造型上追求的都是之美，细节刻划上追求形象逼真。
纱灯是花灯的缩影。其人物身材一般从三寸至尺余不等，而名目、内容则同花灯屏相仿，不过按比例缩小和较简单罢了。然而纱灯有小巧玲珑之妙，造价不高，又便于移置，又是赠礼佳品，也为群众所喜爱。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风俗的推移，潮州游花屏灯也跟着停止了。间或由门选聘艺人们制作一些有代表性的花灯屏在潮州西湖广场展览，如《金山战鼓》、《木兰从军》、《杨门女将》、《小刀会》、《白毛女》、《五朵》、《红色娘子军》等，很受群众喜爱。1979年，潮州花灯曾应邀参加广州文化公园的中秋佳节全国花灯展览会。潮州花灯以《水漫金山寺》、《三打白骨精》、《蝶恋花》等大型人物花灯屏备受观众喜爱、好评如潮。
元宵张灯风俗起源很早。潮州素有元宵闹花灯的民俗，纱灯（花灯）是节目里耀眼的明珠。纱灯分“企灯”和“活灯”企灯把人物、亭台数阁固定在灯屏上，活灯则安装上不同的机关，使人物的头与手能转动，以至全屏走动。纱灯的特色是：工艺细致，造型美观，比例准确，举手投足，极富舞蹈动感；物饰华丽，一折一皱，皆自然洒脱，栩栩如生。这一盏盏的花灯，上下争妍，水天焕新，令人留连忘返，撩人情怀。
所谓活灯，就是由人物装扮起来的花灯。这种花灯，从表现形式上又可分为二种，一种是有情节，有过程的花灯，如云南花灯戏，是源于明代或更早时的民间“社火”活动中的花灯，流行于云南、四川、贵州等地。是花灯与当地的曲种、剧目或民歌相融合形成的一种花灯艺术。另一种是根据神话传说，剧目的精彩片段，由活人装扮，固定其特定场景，参加游神赛会活动。如北方有一种活灯，用童装扮成一百零八好汉，绑在棍子上，由扛着，称为“铁拐景”。由于其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现已被取缔，明令禁止。我们潮汕地区也有活灯，但与云南的花灯戏、北方的活灯不同，仅由活人装扮参加。比较文明。潮州歌册《百屏灯》首句：“活灯看完看纱灯”中的活灯，指的也应是这一种，根据大人们的回忆，以后，每逢春节或元宵，潮汕地区均组织，中便有活灯。潮州后次中的“蝶恋花”便是。潮阳的英歌舞，潮汕地区的“公背婆”均是常见的活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