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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关通过而第二关通不过的作品呢?有,数量也不少。这类伪品,情况比较复杂,要具体分析种种可能:代笔;同时代人伪造;古董商把同时代的小名头书画家作品,裁割添款,冒充大名头书画家的作品;被后人错误定名……鉴定这类作品,难度比较大,要反复审看,认真研究,仔细推敲。曾见彩色影印唐伯虎临《韩熙载夜宴图》卷,时代风格相符,而且画卷上唐伯虎所题七绝诗两首,书法也是真的,关通得过,但是绘画的个人风格有问题。卷中所画人物,形象较为刻板,衣纹线条显得单薄,设色鲜艳有余,沉着不足,带有俗气。我认为这一卷应是出于明朝中期一位职业画师之手,唐伯虎在画上题了诗。这是一卷残缺不全的临摹本,可能原有原画家署名,被作伪者有意割去,冒充唐伯虎画;也有可能流传过程中受损残缺,被后人误定为唐伯虎的作品。这卷画,时代是够五,画得很认真,有一定艺术水平,虽非唐伯虎真迹,也算是一件难得的古画了。

下面再进一步分别谈一谈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的问题。
我国书画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几千年来一直在变化着、发展着,它具有特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时代特色。
就书法来说,商代甲骨文、周代金文、秦代小篆、汉代隶书,书体各不相同,时代风格一望而知。唐代以来,书体齐备,即使同一书体,时代气息也各不相同。
绘画方面,先成熟的是人物画,山水、花鸟画要到五代才开始成熟起来。在题材内容上,五代以前,人物画为主;元代以后,山水画为主;宋代是山水、人物画并盛时期。在表现技巧上,五代以前,色彩为主;元代以后,水墨为主;宋代是色彩、水墨交辉时期。
书画艺术的时代风格属于上层建筑,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它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物质条件等各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

由于时代风格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此,它在艺坛上具有支配力量,任何书画家都要受到它的影响和制约。举例来说,汉朝书法家陈遵,决不能写出楷书来,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楷书要到唐朝颜真卿、柳公权时代才完全摆脱隶意,真正确立。中国绘画史上赫赫有名的东晋顾恺之,是六朝三大画家之一,可是从他的《女史箴图》卷、《洛神赋图》卷(都是早期摹本)来看,人物画得不错,山水却很幼稚,画树像“伸臂布指”,画水则“水不容泛”,人大于山,比例也不恰当。这并不奇怪,因为东晋顾恺之时代,山水画还没有成熟。再如唐朝晚期孙位《竹林七贤图》残卷(旧题《高逸图》卷),是现存国内的浙江古代画家中早一件珍品,人物描绘得非常生动,树石却并不高明,同样也是这个道理。

时代风格的支配力量和制约作用,为我们鉴定书画创造了有利条件。只要我们把好时代风格关,大量伪品就在这道关口下露出了原形。
根据实践经验,时代风格既按朝代又不按朝代。唐以前传世作品绝少,且不谈它。宋以后大致上可以分为这样几个段落:宋、元、明前期、明中期、明晚期、明末清初(崇祯至顺治年间)、康熙年间到乾隆年初、乾隆年初到嘉庆年间、道光年间、咸丰年间、同治年间到辛亥革命后、辛亥革命后到1949年、1949年至今。
时代风格由各个时代书画家的个人风格汇总而成。时代风格与个人风格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没有个性也就没有共性,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个人风格不能脱离时代风格,同时也看到书画家在历史上的能动作用。明朝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说:“山水画至大、小李(唐朝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一变也,荆、关、董、巨(五代荆浩、关同、董源、巨然)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北宋两位画家)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南宋刘松年、李唐、马远、夏珪)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元朝黄公望、王蒙)又一变也。”这里,既说明了山水画从唐代到元代几次重大变化,也指出了大小李、荆、关等14位画家在画风转变过程中所作出的创造性贡献。

书画家在长期艺术实践中所形成的特征是多方面的,例如:清代书法家刘墉喜用浓墨,王文治喜用淡墨,因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称。近代吴昌硕写石鼓文喜用焦墨,黄宾虹作画则常用宿墨。五代山水画家董源、巨然用披麻皴,南宋马远、夏珪用斧劈皴,元代倪瓒用折带皴。明代仇英画人物眼睛很小,清代高其佩用手指头画钟馗往往不画眉毛。明代徐渭善画大写意花卉,落笔如风,绝少用色;恽寿平以没骨法为花卉传神,风姿绰约,则以色彩见长……可以说,历代书画家都有自己的面目,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只要多看多记,就能逐步辨认出他们的风格特征。

南宋 水墨《十六罗汉图》卷(局部) 佚名 西泠印社藏
至于印章(包括书画家印章和鉴赏家、收藏家印章)、题跋、纸绢、装潢、著录等,有时也起到辅证作用,而在特定条件下,对断代、断人,还能起到决定作用。不过,总的来说,这些辅助依据毕竟还是次要的。过去有些人把印章、著录等看成是辨真伪的主要依据,这是反客为主,容易失误,有时甚至起反作用。例如,1979年浙江省举办古代绘画联展,我们向杭州借展一件所谓明朝张瀚的《十六罗汉图》卷。卷上有张瀚图章,卷后有清康熙年间杭州翁嵩年题跋,定为明朝张瀚所作。其实,卷中罗汉、树石的画法,接近南宋梁楷、牧溪一路;龙、虎的造型和笔法,与日本保存的牧溪《龙》《虎》二图基本一致,这卷画应是南宋晚期的作品。张瀚是明朝嘉靖年间杭州人,官至吏部尚书,史传上说他画山水绝似元朝吴仲圭。无论时代、题材和技法,都与《十六罗汉图》卷对不起头来。画卷上张瀚图章当是收藏印,翁嵩年鉴定不确。我们把明画改定为宋画,公开展出,得到了学术界承认,主要就是依据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1949年以来,浙江发现宋画不过几件,这卷宋画,我们如果迷信印章和前人题跋,势必沿袭旧误,仍把它当成明画,给工作带来损失。总之,鉴定书画主要把好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关,这是经过反复实践,从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中得出来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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