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黄色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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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议
呈色虽属于红釉范畴,但严格说是在具有蛋白石般光泽的青色釉面上,杂以红色、紫红色,或深、或浅、或呈斑块状、或是放射状,并非通体红色。但是钧红的烧制成功,仍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它对后来陶瓷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并为元、明、清高 温颜色釉瓷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使钧瓷成为历代传世珍宝。曾有人用“夕阳紫翠忽成岚”来形容钧瓷变幻莫测的美,也有人说:即使对陶瓷器毫无兴趣的美术爱好者,如果看见钧红,也会忽然变成了陶瓷爱好者。至今当地民间还流传着“钧和玉比,钧比玉美”、“黄金有价钧无价”、“纵有家产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说法。
浑然一色的铜红釉瓷器,是在元代景德镇烧制成功的,此时在红釉瓷器上已经不再见到钧窑器物上那种红蓝相间或红中闪紫的色彩,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纯净的朱红色。1974年江西景德镇市郊凌氏墓出土了两件红釉瓷俑,两俑身着宽袖袍服,头戴官帽,双手执笏拱立,除脸部、手和笏板饰青白釉外,衣履均为红色。虽然瓷俑身上的红色有些红褐不匀,红色也不够鲜艳美丽,但它毕竟是我国制瓷史上出现的红釉。从墓志铭上可知,瓷俑的烧造年代至迟应在元代至元四年(1338)以前,它标志着元代景德镇制瓷 艺的进一步成熟。从此红釉瓷器能够自成体系,它与青釉、蓝釉等颜色釉末产成为我国颜色釉瓷中的奇葩。
明代永乐、宣德时期的红釉器之所以前代而树一帜,一方面是窑工们在长期实践中,找到了釉料配制的正确比例,掌握了烧制红釉瓷的恰当次候;另一方面也与朱元璋曾在洪武三年颁布“以红色为贵”的规定有关(《明史?礼志》),虽然在传世或出土的洪武器里,红色的红釉器较少见,但却大量出现了用铜红在釉下绘出花纹图案的器物,即陶瓷史上的釉里红器,在红釉器的大家族中,也算得上一枝秀。永乐时期朱棣皇帝虽普一度崇尚白色,但后期他仍以红色为贵,例如在景德镇明代御窑厂遗址中,发掘出永乐前期地层内98%以上器为甜白瓷,红釉器甚为,而永乐后期地层中的红釉却猛增,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永乐前后宫廷色尚的变化。
清代是我国陶瓷的黄金时代,此时各种颜色釉已是品种繁多,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甚至同一种釉色也能烧出不同的色调,如蓝釉有天蓝、洒蓝、霁监之分,青釉有粉青、豆青、东青之别。此外,还有集各种色釉于一器、变化莫测的“窑变”花釉,以及鳝鱼青、鳝鱼黄、蟹甲青、蛇皮绿、茶叶末等铁质结晶釉。康熙年间还恢复了失传二百多年的高温铜红釉,而且名品迭出,如郎窑红、豇豆红、霁红等,不胜枚举,充分体现了此时景德镇窑工们对各种金属氧化物呈色规律的熟练掌握和高超的制瓷技艺。
指清代康熙时景德镇御窑厂的督陶官郎廷极署窑务时烧造的一种高温铜红釉。其釉色好似初凝牛血一般鲜红浓艳,并有一种强烈的玻璃光泽,光亮夺目,极尽绚丽灿烂(图四七)。在西方通称为“Sang de boeuf”,它可与饮誉中外的明代宣德“宝石红”并驾齐驱。郎窑红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釉的流动性,其口边一圈因釉薄而呈白色。通体釉面除开有大片裂纹外,还有许多不规则的细小牛毛纹显现,垂流部分更是色浓釉厚,但它们恰好中止在底足周围,整齐如削,决不流过,这些都形成郎窑红的一种特风格。基于这些特征,在文物界有所谓“脱口垂足,郎不流”的说法,也成为鉴别真伪郎窑红的一条重要依据。由于郎窑红的釉料制作和烧成温度极难掌握,所以在景德镇流传有这样一句话:“若要穷,烧郎红。”这也是郎窑红之所以名贵的原因之一。清人许谨斋曾有一首诗赞美郎窑红早:“宣成陶器夸前朝,……迩来推郎窑,……雨过天青红琢玉,贡之廊庙光鸿钧。”(《戏呈紫衡(郎廷极之字)中丞》)诗中所言的“红琢玉”就是指郎窑红而言,“贡之廊庙”则说明当时郎 窑红器物曾从内廷。结合郎窑红的传世之物,也不难看出,如观音尊、棒捶瓶、穿带瓶、胆式瓶、梅瓶、僧帽壶、高足杯等,无论其造型、釉色皆鲜红浓艳、雍容华贵、气度非凡,应该都是宫中陈设之物。
在色调上与郎窑红那种有如牛血一般浓艳的红色正好相反,它是一种浓淡相间的浅红色,素雅清淡,柔和悦目,因红釉中多带有绿色苔点,颇似红豇豆的颜色,故得此名(图四八)。此种釉色本是烧制过程中的变化所致,然而绿色斑点在浑然一体的红釉中,却也别具情起。它们有的在匀净的粉红色中泛出深红的斑点,有的则在浅红色中现出绿斑,颇有“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清人洪亮吉诗)的奇观。豇豆红的釉色有上、下、高、低之分,釉色通体一色,洁净无瑕者名为“大红袍”或“正红”;而含有深浅不一的绿色斑点,就是“豇豆红”,还有人称之为“美人醉”;色调再浅些的被称为“娃娃脸”或“桃花泛”,它虽不如深者美艳,但也有幽雅妖嫩之态;再次者色调或者更浅,或有晦暗浑浊,就名为“乳鼠皮”或“榆树皮”。一种红釉竟有如此变幻莫测的色调,称得上千古之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