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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害。旧社会常有富贵人买古书画,但不知真伪,商人借此卖给他假物,假物卖真价当然可以赚大钱。买者请人鉴定,商人如果串通常给他鉴定的人,把假说真,这是骗局一类,可以不谈。难在公正的鉴定家,如果指出是伪物,买者退货,常常引鉴者的判断为证,这便与那个商人结了仇。曾有流氓掮客,声称找鉴者寻衅,所以多数鉴定者省得麻烦,便敷衍了事。从商人方面讲,旧社会的商人如买了假货,会遭到经理的责备甚至解雇;一般通情达理的顾客,也不随便闲评商店中的藏品。这种情况相通于文物单位,如果某个单位掌眼的是个集体,评论起来,顾忌不多;如果只有少数鉴家,极易伤及威信和尊严,弄成不愉快。
七、忘形。笔者一次在朋友家聚集看画,见到一件挂品,一时忘形地攘臂而呼:“真的!”还和别人强辩一番。有人便写给我一首打油诗说:“立扬新令,真假一言定。不同意见人,打成反革命。”我才凛然自省,向人道歉,认识到应该如何尊重群众!

有些书画家的生卒时间等问题,在过去的文献中,有的没有记载,有的记载不够真确,这样,作品本身就变成了手材料,它能补充文献的不足或纠正文献的错误。
例如:有些书画家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但在文献上根本就查不到这位画家,更谈不上弄清他的字号、籍贯、生卒时间、艺术专长和主要活动了。这样的例子是相当多的。
又如:宋代赵孟坚(子固)的生卒时间,许多文献记载为生于南宋庆元五年己未(1199),卒于元代元贞元年乙未(1295),97岁。有人对此有怀疑,但一直未能解决。1962年《文物》第12期,刊载了蒋天格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考证文章,推算出大约卒于景定五年至咸淳三年以前,依然还没有作出肯定的结论。我们根据赵孟坚的朋友顾光题赵氏《水仙》卷诗,中有"甲子须臾事,蓬来尺五天"二句,清楚地说出赵孟坚死在甲子年,即南宋景定五年(1264),时年65岁。这样就解决了多年来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

关于石涛的生卒时间,过去一直有不同的说法,傅抱石《石涛上人年谱》和郭味渠《宋元明清书画家生卒年表》均记载为:生于明代崇祯三年庚午,清代康熙四十六年丁亥78岁尚在。广东省博物馆藏的石涛《山水》册上石涛自题七绝云:"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无趋小乘,五十孤行成往,一身禅病冷如冰。庚午长安写此。"上海博物馆藏的石涛 《六十自涛诗》云:"庚辰除夜抱疴,触之忽恸恸,非一日语可尽生平之感者,父母今生此躯,今周花甲……"后接七言诗,其中有"……白头懵懂话难前,花甲之年谢上天……。"我们根据这两件作品,都可以推算出石涛生于明代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这两件作品都是石涛五六十岁时所作,取的是整数,按一般写文章的习惯是可多可少的。近看到石涛《花卉》册十开一本,其中画兰花的一开自题诗云:"十四写兰五十六,至今与尔争鱼目,始信名高笔未高,悔不从前多食肉。"又画芍药的一页末识云:"丁秋十月拈格斋先生句作画"。按"丁秋"即"丁丑",即康熙三十六年(1697),上推56年则为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这才是石涛的确实可靠的出生日期。

文史知识
历代帝王年号、天干地支方面的常识,对于书画的正确鉴定,往往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历代帝王的年号在开始或终结时,常常都不是整年整月,而是相互交叉的。某个皇帝死了,又换了个新皇帝,有的就改了元,即换了年号,也有些当年并没有改元,依然沿用旧的年号。例如:明神宗朱翊钧在位48年,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死的,八月朱常洛(光宗)做了皇帝,改元泰昌,仅一个月就死了,九月朱由校(熹宗)做了皇帝后就没有改元,直到下一年(1621)才改元为天启。我们从某些书籍上看,万历只有47年,泰昌仅有一个月也被算成一年。又如:朱由检(毅宗)是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死的,但有的书籍上把这一年算作清代顺治元年。
我们在书画的落款上,如果看到写为万历四十八年庚申春日或夏日,均是符合逻辑的,如果写为万历四十八年腊月,则不符合逻辑,是有问题的。如果落泰昌年号的款,写成泰昌元年庚申春日或夏日,也可以肯定是有问题的。崇祯年号的书画款,如果写为崇祯十七年春日,同样是符合逻辑的,例如:杨铉《临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卷的款写为:"摹宋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时崇祯十七年春月也。"这是无可怀疑的。有些人如果不了解这种历史过程,以为崇祯只有16年,就可能将这件作品否定了。

在书画鉴定中,还常常用避讳分为避朝讳(避当皇帝及先帝的名字)与避家讳(避作者家中长辈或祖先的名字)两种。在鉴定学中,避朝讳比比较容易掌握,避家讳就比较难以掌握了。避讳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将要避讳的字缺写一笔(多为后一笔),另一种是将避讳的字换个意思相尽的替代字,还有一种是将要避讳的字空格不写。例如:故宫博物院藏宋代黄庭坚《千字文》卷,字体完全是黄的笔法,有个别字写得水平较差,因为该卷文内写明了是试鸡毫,所以这一点就被忽略过去,该卷本幅确为宋纸,并有梁清标收藏印多方,所以我们就初步定为黄庭坚真迹。后来又发现该《千字文》"纨扇圆"的"纨"字被改写为"团"字,应是避宋钦宗赵桓的讳(因"纨"、"桓"读音相近而避讳)。考黄庭坚宁四年(1105)卒,距钦宗靖康元年(1126)还有21年,决不可能有未卜先知预算避讳的道理,因此,肯定了这卷《千字文》是南宋人摹仿造假的伪品。

当然,运用避讳进行书画断代,要了解避讳的时代特点,例如宋代"玄"、"朗"等字是由北宋真宗赵桓大中祥符五年开始避讳的,在此以前这样的字是不避讳的。如果见到一幅宋代人写的字或者绘画作品的题诗,款暑是大中祥符五年以前,对这些不避讳是符合规律的,而款为大中祥符五年以后的,这些字不避讳就不合规律,就有问题了。
我们这儿所讲的只是一般的情况,此外,也还有极个别特殊的例外,如米芾的《蜀素贴》卷中,前后有两个"殷"字,一个缺一笔,另一个就不缺。这就要根据具体的作品作具体的分析。
同时,对于避讳问题也不能僵死地一成不变地对待,有些临古的书法作品,完全按照原样临而不避讳。例如经过鉴定确为南宋赵构(高宗)所书的《临古二体千字文》卷,就是完全按照唐人原件临写的,文内的字均避唐讳(诸如"渊"、"世"、"民"等字均被避讳),而没有一个字是避宋讳的。
总之,避讳的问题是复杂的,在书画鉴定中运用避讳来断代,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要依据不同的条件,灵活掌握。

裱工的一般情况是清中叶以前卷子拖尾短,所以比较细;嘉、道以后拖尾长,卷子就粗了。民间裱工南北传授不同,手法亦异。熟悉了以后,几种有特点的装裱不用打开书画便能知道是何时、何地的裱工,乃至是哪一家的藏品。
旧时北京的装裱匠人,手艺相当高超,旧书画虽然破碎至不可分辨、或者脆到几乎一吹即散,仍能装裱如原装。这类不太完整的书画经装裱后,如果悬挂或正视,都不会看出有什么破绽。如果向阳处由背面看,则原形毕露。所以,如果遇到裱得很厚,或者装在镜框之内的书画,就一定要特别注意。
也有的作伪者采取金蝉脱壳的办法,保留原装裱,挖出书画本身将伪本嵌裱进去。鉴别这类书画,则不能仅凭装裱来断定其真伪了。
曾经有位藏家花大价钱买了一幅宋朝的古画。一般人来看,确实是宋朝的画,但仔细研究会发现那件东西纯粹是拿宋朝的残画拼接起来的。造假者把各种宋朝的残画拼接起来,组成了一幅新的画,还冠以出自名家之手,蒙了很多人。现在很多造假者手段很高明,把古画拼接、嫁接、挪位,很有隐蔽性。

方琮的这幅山水所用材料为细网网丝绢,此绢在书画鉴定中应为先的疑点。网网丝绢亦称灯笼绢,是—种纹路极粗的劣等丝绢,在清中期至民国时期,江浙湖洲一带均有生产,此种丝绢的出现,当是我国江南经济结构急剧变化的—种反映。它的时代背景是:由于在清雍、乾两朝盐运的复苏,促进了扬州滨海一带的经济发展,当时居住在扬州一带的有钱人多为盐商,据《康熙两淮盐法志卷二十七》记载:“山西、陕西、徽州之盐商皆寓其处”。由于这些拥资千百万的盐商出于商业的需要,为改变其社会地位而投资文化,而把养士、附庸风雅、扶持文化艺术事业作为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手段。由于他们以巨资收藏书画,推动了江南—带书画供求结构的变化,书画的需求量迅速提高,渤中书画供求结构的变化牵动了小市民,形成了以书画装点门庭的社会风气,这下子普通书画的需求量则急剧上升,适应市场需要的廉价装裱材料—网网丝绢应运而生。此绢大致可分粗细两种,细者经丝纬丝齐整,纹路成方格,但经纬丝之间均有一条丝的间距,这样在经纬丝组成的方格间均能透底成小方孔状;粗者经丝紊乱而纬丝齐直,经纬丝间距不等,如纹格不直之纱窗。此绢价格极廉,可用作低档书画的装裱材料,但细网网绢在当时经过特殊加工后可作为书材料。至清,当网网绢出现之后,便发展为以糊中缠土托绢,糊中缠入白笈将落丝。当绢拓出后,丝格间均以浆工添平而不漏底,使绢面平光如纸而能作画自如。从现今流传的此等托绢的画作看,几乎皆为清同光以后所画,而此绢在清末画家中除极少数廉价售画的不画家使用外,大多是坊间的行画在使用,—般画家均不使用。故方琮的这隔山水以网网丝绢为材料便引起首要嫌疑。由于材料粗糙,所钤小印几乎看不清为何字。从装裱看,亦为民间粗制花绫所裱。这些皆是缘于成本合算,当时本为普通商品画,面向普通购买者。

人们只有通过“临”、“仿”、“抚”、“摹”来标识自己的传统渊源,确立自己的艺术价值。
“四王”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为山水画创造的后的辉煌,终消失在晚清的暮色中。
明末清初四高僧,即石溪、渐江、石涛、八大山人,他们是的写意山水画代表。
纸、绢、绫
到了明朝初期,出现了一种安徽宣城产的纸,世称“宣德笺”,纸面细腻、光滑,明。
宣德帝朱瞻基喜用它作画。此外明末的董其昌和清初的王原祁也用宣德笺画画,但未发现其他人用.
这无意中为鉴定示、董、王之画提供了依据。但明代大多用金扇面,即洒金或泥金扇面,而白纸素扇面明末清初才出现。
清康熙时则金、白并用。到了雍正、乾隆时,一般用白纸扇面。
谈到洒金、泥金出现的时间,大片的洒金纸出现在明代早期,洒金纸扇面出现在中期,小金片和金星纸出现在明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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