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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镜本是日常用品，但由于镜子能反光、能清晰映象，因而被人们引喻出许多社会功能，成为古人墓葬的随葬品。由于铜镜所具有的「破暗取明」、去魔压邪作用，再加上古代「视死如生」和「诸之具无不从者」的观念，人们把生活密切的铜镜同葬，以供死者在阴间继续使用。

浙江临安五代时期的墓中便有发现于前后墓室屋顶暗窗中置铜镜的。另外，在《汉书·霍光传》霍光死后所用「东园湿明」释曰：「东园处此器，形如方漆桶，开一面，漆画之，以镜置其中，以悬尸上，大敛并盖之。」亦说明了古人以铜镜随葬的习俗。

铜镜既然被赋予了多种的社会功能，兼具美观实用价值，自然会被用作王公、亲朋故友之间馈赠的礼品。
据《唐书·礼乐志》记载，八月五日是唐玄宗的生日，这天也被定为「千秋节」，又称为「千秋金鉴节」，群臣会献上美酒和铜镜祝寿，或作为互赠的礼物，唐玄宗也会在千秋节赠群臣以铜镜，以示圣恩。后来这习俗更流传到民间。至于上贡品如「江心镜」、「方丈镜」等亦有这种用途。


古书中提到的「山鸡舞镜」（《异苑》）、「化鹊捎信到夫前」（《神异经》）等故事，都与爱情有关，更成为许多诗文常爱运用的题材。这些美丽或凄然的故事，既表现了古人的美好愿望，又说明了铜镜作为信物，其传承与纹饰内容是渊源有自的。考古发掘中也曾见到合葬墓中各持半面铜镜的实例。

镜子能驱邪照妖，是古代以至现代的传统观念，古人不理解铜镜映射的原理，以为铜镜可以发光，具有「法力」，可以照妖驱邪。很多道士修行、炼丹时都镜不离身；佛教和道教举行仪轨时，铜镜亦成为不可缺少的法器；有些人还以镜子作为镇宅的法器。这虽然未必符合科学精神，却也可以在精神和心理上，给虚怯的人以一点安慰。

相传有很多关于镜能照妖的故事，例如《西游记》和《封神榜》，都有以镜子照妖的情节。汉代刘歆著的《西京杂记》中，提到汉宣帝所持身国宝镜有照见妖魅之功能。晋朝人葛洪所著《抱朴子》书中便提到道士背悬九寸明镜，老魅便不敢靠近，如果有鸟兽邪物，用镜一照，其本形俱现镜中。唐人著作《古镜记》中的宝镜能使百邪远人，具有降服妖怪精魅的神妙作用。

1959年，在日本福冈县饭冢市立岩堀田的瓮棺墓出土了一面汉镜，其铭文与西汉时期的铭文镜基本相同：「日有熹，月有富，乐毋事，常得，美人会，芋瑟侍，贾市程，万物平，老复丁，死复生，醉不知，酲旦星（醒）」。另外，1978年11月，在席巴尔甘（Sibrkand）贵霜早期三号墓中，也出土了铭文基本相同的汉代铜镜，这是汉代中外文化交流频繁的又一证据。

　四山镜是战国山字形镜之中较常见的，多见于南方，另外还有三山、五山、六山等。以山字形作铜镜的主题纹饰，含义各有不同说法：有认为是以山字表示静止养息之意；也有认为是青铜器上勾连雷纹的变形。

镜为弦纹钮，钮外一周宽凹面带，素地上面饰三兽纹，二猎犬，一兽，兽纹似虎似豹，猎犬的颈上有项圈，说明已是经人工驯养的猎犬，素卷缘。此镜的特点是没有地纹，三兽铸在光面素板上，这是不合情理的，因为战国镜中出现浮雕兽纹的比较，其工艺制作难度大、要求高，再者，三兽孤伶伶地在素面板上也不够美观，而能够铸出此类浮雕兽纹的必定是工匠，不应该犯这样的「低级错误」。此外，我们可以看到，镜钮外的凹面带圆环的外缘与镜缘之间的镜面明显低凹，因此可以推断此镜的「素面」原来可能有填漆彩绘工艺，这样就使镜面与钮座及镜缘基本处于一个平面上。但是，经过二千多年的埋藏，当年的填漆彩绘工艺已经无可寻，尽管如此，此镜仍然是战国镜中的纹饰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