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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描填墨。作伪者把纸张覆盖在古代法帖或书法家的字轴、对联上面，用细笔双钩描下来，然后在空心字中填上浓墨。这类伪品，初看很像，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笔锋板涩，墨色没有浓淡，整幅气韵滞钝，有的由于作伪者一时粗心，浓墨没有填满，还会露出细笔双钩的马脚来。曾见清初吴山涛山水轴，作伪伎俩比较高明，题款即用此法。我们在明末倪元璐、清初王铎等书法中偶尔也会碰到这类伪品。还有毫无根据的钩描。曾见明代海瑞草书轴，胡钩乱填，恶俗之至，就是这类货色。
钩描填墨是我国一种很古老的复制书法的方法，古代叫作“响拓”。流传下来唐摹王羲之《兰亭序》（神龙本）、王羲之世代家书《万岁通天帖》等钩描填墨的水平很高，这是“下真迹一等”的极为珍贵的文物，不能与伪品混为一谈。

上述六种类型中，容易碰到的是种“改头换面”和第三种“模仿伪造”。此外，还有利用近代印刷字画，漂去油渍，添笔加色，冒充真迹的。更有似假非假，定真非真的，例如清代费丹旭的学生蒋升旭，字画逼近他的老师，落款“升旭”两字给人以“丹旭”的错觉，有人就误定为费丹旭的作品。在鉴定实践中还可以碰到不少五花八门的问题，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各种类型的伪作，是很好的反面教材。了解它，熟悉它，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辨别能力，进一步做好书画鉴定工作。

由于时代风格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此，它在艺坛上具有支配力量，任何书画家都要受到它的影响和制约。举例来说，汉朝书法家陈遵，决不能写出楷书来，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楷书要到唐朝颜真卿、柳公权时代才完全摆脱隶意，真正确立。中国绘画史上赫赫有名的东晋顾恺之，是六朝三大画家之一，可是从他的《女史箴图》卷、《洛神赋图》卷（都是早期摹本）来看，人物画得不错，山水却很幼稚，画树像“伸臂布指”，画水则“水不容泛”，人大于山，比例也不恰当。这并不奇怪，因为东晋顾恺之时代，山水画还没有成熟。再如唐朝晚期孙位《竹林七贤图》残卷（旧题《高逸图》卷），是现存国内的浙江古代画家中早一件珍品，人物描绘得非常生动，树石却并不高明，同样也是这个道理。

学习鉴定书画，要辨认各个时代书画家的个人风格，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个别到一般，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逐步认识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风格。
书画家由于所处的历史环境、地位、质量情操、生活经历、师承渊源、审美观点、创作实践等各不相同，形成了各自的艺术风貌。
我国书画艺术非常讲究骨法用笔，辨认个人风格，笔法至关重要。每位书画家执笔运腕，落笔轻重缓急，用笔中锋、偏锋、圆转、方折等，笔法各有特色。例如宋代四大书法家，按照当时米芾的说法，蔡襄勒字（用涩笔写），苏轼画字（用笔重按），黄庭坚描字（用笔轻提慢写），他本人是刷字（用笔快速书写）。勒、画、描、刷，说出了宋四家的笔法特点。

鉴”与“考”的作用
鉴定一件书画，可以用“鉴”和“考”两种方法。“鉴”就是比较，“考”就是考证。
要比较就得看实物，多参观展览；如限于条件，可多看看影印本。要有目的性去进行比较，真迹与真迹比，同时代作品之间相互比，比其同；真迹与伪品比，不同时代作品之间相互比，比其异。通过反复比较，逐步认出时代、个人的风格特征。
许多书画鉴定家都在“鉴”字上用过苦功，口传心授，留下不少好的经验。有些经验比较具体，容易捉摸。例如：书法大轴元朝很少，明朝才开始流行；团扇只见于宋元，到清晚期突然又流行起来；折扇开始于明成化、嘉靖年间，明末清初流行泥金折扇；装裱的对联出现于明末清初；明晚期题款中出现“仿某家”字样；明末清初书画上款位往往写“盟兄”“老社长”“老年翁”，清乾隆以后才出现“仁兄大人”一类的称呼，等等。这些具体经验，一听就懂，一用就灵。有些所谓宋朝岳飞、朱熹的对联，明朝早期王绂的书画折扇，不看实物，便知其伪，就是靠的这种具体经验。

除了“鉴”以外，有时为了辨真伪，还得借助于书画家传记、书画著录、有关诗文、历史知识、衣冠制度等作必要的考证。我曾先后见过两本一模一样的明朝徐渭写的《金刚经册》，署款：“万历二年岁在癸酉夏六月六日弟子文长徐渭奉母命沐手敬书。”稍加考证，漏洞百出。万历二年干支是“甲戌”，不是“癸酉”；徐渭十四岁时嫡母卒，四十八岁时生母卒，万历二年徐渭已五十二岁，嫡母、生母早已去世，岂有再“奉母命沐手敬书”的道理。当然，也有可能徐渭遵照嫡母或生母在世时嘱咐而写，但根据时代风格、个人风格以及印章、纸质等来判断，这两本字册肯定是伪品，或即是绍兴本地区的假货——“绍片”。又见清朝初年画家萧云从山水册，自题作于康熙戊午，而萧云从死于清朝康熙十二年，戊午是康熙十七年，绝不可能死后五年再爬起来作画。书画家的生卒年代，对于鉴定书画真伪非常有用，但要注意：一是史传的可靠性。就浙江历代画家而论，王冕、陈洪绶、金农、钱杜、费丹旭、任熊、任颐等，或生年，或卒年，不少史书记载有错误。二要考虑书画家本人有写错干支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孤立地认为干支写错，书画必伪，要善于用联系的观点，多方面进行审查，有了把握，再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