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画如何鉴定真假字画私人老板收购

再如：关于石涛的生卒时间，过去一直有不同的说法，傅抱石《石涛上人年谱》和郭味渠《宋元明清书画家生卒年表》均记载为：生于明代崇祯三年庚午，清代康熙四十六年丁亥78岁尚在。广东省博物馆藏的石涛《山水》册上石涛自题七绝云："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无趋小乘，五十孤行成往，一身禅病冷如冰。庚午长安写此。"上海博物馆藏的石涛 《六十自涛诗》云："庚辰除夜抱疴，触之忽恸恸，非一日语可尽生平之感者，父母今生此躯，今周花甲……"后接七言诗，其中有"……白头懵懂话难前，花甲之年谢上天……。"我们根据这两件作品，都可以推算出石涛生于明代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这两件作品都是石涛五六十岁时所作，取的是整数，按一般写文章的习惯是可多可少的。近看到石涛《花卉》册十开一本，其中画兰花的一开自题诗云："十四写兰五十六，至今与尔争鱼目，始信名高笔未高，悔不从前多食肉。"又画芍药的一页末识云："丁秋十月拈格斋先生句作画"。按"丁秋"即"丁丑"，即康熙三十六年（1697），上推56年则为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这才是石涛的确实可靠的出生日期。

文史知识
历代帝王年号、天干地支方面的常识，对于书画的正确鉴定，往往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历代帝王的年号在开始或终结时，常常都不是整年整月，而是相互交叉的。某个皇帝死了，又换了个新皇帝，有的就改了元，即换了年号，也有些当年并没有改元，依然沿用旧的年号。例如：明神宗朱翊钧在位48年，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死的，八月朱常洛（光宗）做了皇帝，改元泰昌，仅一个月就死了，九月朱由校（熹宗）做了皇帝后就没有改元，直到下一年（1621）才改元为天启。我们从某些书籍上看，万历只有47年，泰昌仅有一个月也被算成一年。又如：朱由检（毅宗）是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死的，但有的书籍上把这一年算作清代顺治元年。
我们在书画的落款上，如果看到写为万历四十八年庚申春日或夏日，均是符合逻辑的，如果写为万历四十八年腊月，则不符合逻辑，是有问题的。如果落泰昌年号的款，写成泰昌元年庚申春日或夏日，也可以肯定是有问题的。崇祯年号的书画款，如果写为崇祯十七年春日，同样是符合逻辑的，例如：杨铉《临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卷的款写为："摹宋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时崇祯十七年春月也。"这是无可怀疑的。有些人如果不了解这种历史过程，以为崇祯只有16年，就可能将这件作品否定了。

在书画鉴定中，还常常用避讳分为避朝讳（避当皇帝及先帝的名字）与避家讳（避作者家中长辈或祖先的名字）两种。在鉴定学中，避朝讳比比较容易掌握，避家讳就比较难以掌握了。避讳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将要避讳的字缺写一笔（多为后一笔），另一种是将避讳的字换个意思相尽的替代字，还有一种是将要避讳的字空格不写。例如：故宫博物院藏宋代黄庭坚《千字文》卷，字体完全是黄的笔法，有个别字写得水平较差，因为该卷文内写明了是试鸡毫，所以这一点就被忽略过去，该卷本幅确为宋纸，并有梁清标收藏印多方，所以我们就初步定为黄庭坚真迹。后来又发现该《千字文》"纨扇圆"的"纨"字被改写为"团"字，应是避宋钦宗赵桓的讳（因"纨"、"桓"读音相近而避讳）。考黄庭坚宁四年（1105）卒，距钦宗靖康元年（1126）还有21年，决不可能有未卜先知预算避讳的道理，因此，肯定了这卷《千字文》是南宋人摹仿造假的伪品。

又如南宋赵构（高宗）绍兴二十三年写的已被刻入《三希堂帖》的《行书千字文》卷，将文内"玄"字改成"元"、"让"字改成"逊"、"殷"字改成"商"、"树"字改成"竹"、"贞"字改成"清"、"敬"字改成"敬"字少写后一笔、"竟"字改成"馨"、"恒"字改成"齐"、"匡"字改成"辅"、"桓"字改成"泰"、"纨"字改成"团"、"丸"字改成"弹"、"朗"字改成"晃"、"悬"字改成"迁"。共计改写了14个字，都是宋讳。"玄、悬、朗"避赵氏始祖名玄朗，"敬、竟"避太祖匡胤之祖父名敬，"殷"避太祖之父名弘殷，"匡"避太祖名匡胤，"恒"避真宗名恒，"贞"避仁宗名祯，"树"避英宗名曙，"让"避英宗生父名允让，"桓、纨、丸"避钦宗名桓。

又如：约50年前，北京琉璃厂有一幅落款为董其昌的绘画作品，画得很好，落款字数不多，作品本幅十分整洁，所以有人要买。后来有人看出了这件作品的毛病，落款"玄宰"的"玄"字缺写后一笔，是避清代康熙皇帝玄烨的讳。董其昌死于明崇祯九年，没有活到清代，因此就肯定了这件作品是清代人伪造的。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文史知识的丰富与否，对于鉴别书画的真伪，也有相当重要的重要的作用。如果文史常识不多，那么，那种改写的避讳字是不易看出来的，因此也就有可能将作品的真伪断错。

同时，对于避讳问题也不能僵死地一成不变地对待，有些临古的书法作品，完全按照原样临而不避讳。例如经过鉴定确为南宋赵构（高宗）所书的《临古二体千字文》卷，就是完全按照唐人原件临写的，文内的字均避唐讳（诸如"渊"、"世"、"民"等字均被避讳），而没有一个字是避宋讳的。
总之，避讳的问题是复杂的，在书画鉴定中运用避讳来断代，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要依据不同的条件，灵活掌握。

怎样从装裱形式来辨别书画的真伪
装裱与书画本身的关系要间接一些，但有时也可作为鉴定书画的有力佐证。各个时代的绫、锦，其花纹、色泽多不相同，装裱的式样也有出入。前人的收藏印多盖在裱件的接缝上，这就必然同装裱形式有密切的关系。如的宋“宣和装”，故宫博物馆藏的梁师闵《芦汀密雪图》是个较典型的例子：玉池用绫，前、后隔水用黄绢，白麻笺作拖尾，连本身共五段。玉池和前隔水之间盖“御书”葫芦印，前隔水与本身之间盖双龙玺及年号玺各一，本身与后隔水之间盖年号玺二，拖尾上盖“内府图书之印”，共用七玺。“宣和装”虽有例外，但这是比较标准的格式。不少赝迹上的伪宣和玺，往往是漫无规律，乱打乱盖。金章宗也用七玺，染清标常在前、后隔水上用两印。乾隆用五玺、七玺、八玺、十三玺不等。这些都各有他们的习惯。
有一种复旧方法能使两幅作品几乎完全相同，这就是揭裱旧字画。自明朝以来，书画常用的质料是宣纸，宣纸经特殊工艺制成，与纸不同。如果宣纸在制作时一次成形，其厚薄多不均匀，因此必先作极薄的一层，根据其价格宣纸可以加层。一般普通的宣纸也有二三层，厚的有四五层之多。因此，一张宣纸也可以再分揭为数张。这样，书画原作一经商人之手，必设法揭出若干层。由于宣纸用墨极易渲染，几乎每层都可以浸透画家的笔墨，但揭层越多，笔墨越淡，每层的原作也比较淡，作伪者便再用宣纸裱数层，墨迹轻淡之处再照样添补，新墨如很明显，再用熏旧之法使其变旧变暗，真伪便难以分辨。不知此情的人在将古旧书画或名人书画送给裱工装裱时，上一层笔墨俱佳者往往被他们揭去，被骗后也不知所以。
他说的这个意思我明白，
我在九十年代初曾经开了个
“店”，不少人只要遇到的蛇或鳖，都送到我店里来。有一年，一个人捉了一条两尺来长的野灰蛇，说他把蛇牙都拔掉了，要卖给我。开始我不收，他就向我求情，说他从老山前线下来的，钻猫耳洞受了凉，患了严重的前列腺炎，看病需要钱，让我随便给点。我心软了，就收下，顺便装在连衣裙口袋里， 结果陪客人喝酒时，我的手无意中往口袋一伸，感觉又软又凉，我忘记是蛇在里面，吓得尖叫一声，遂掏出，桌上的客人冷不丁见我手里抓了条蛇，顿时吓得人马仰翻。
还有一次，一个农妇拿来一个小铜罐，说她在河里掏沙子时刨出来的。估摸店的人肯定收野东西，就给我们提来了。经过讨价还价，我老汉收了下来。我一看这个小玩意儿，心里窃喜，从造型和锈浊看，是个老东西，后来我了解到，这是个汉代青铜奁。是古人装贵重金属的东西。前些年，这个东西的盖子被儿子涂上了蜡烛液，搞得像湿了一片，影响了美观。后来我为了除去蜡烛液，用开水烫，用火烧，通过折腾，才知道，真锈是烧不掉，越洗锈越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