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察布民国官窑瓷器如何鉴定真假

清末，江西鄱阳的 “云林画室” 造就了一批绘画人才，如黎竹庵，后来成为有名的画师，其瓷板画备受人们喜爱，还有人成为景德镇刻瓷名家，创出刻瓷特技。民国初期，饶州统税局局长缪某请黎勉亭刻袁世凯像献上，袁世凯大喜，令其入京授职，并雕刻像，其刻瓷作品应算袁世凯特制瓷的一部分。

1915 年 12 月，袁世凯称帝，改国号为 “洪宪”，尽管其皇帝梦仅持续了 83 天，但却催生了一批在民国瓷器史上品质的仿古瓷 —— 洪宪瓷。
1916 年初，袁世凯委派庶务司长郭葆昌（字世五）赴江西监烧洪宪御瓷。郭葆昌出身古玩行，对瓷业有一定了解，且怀有振兴瓷业的志向，他到景德镇后，利用江西瓷业公司的实力，重金聘请原御器厂的各类高手，包括造型、上釉、绘画、填彩、焙烧等方面的名师，选用精良的瓷土、彩料和燃料，仿照雍乾官窑粉彩瓷器进行实验制作。为了烧制这批瓷器，袁世凯不惜工本，投入了 140 万大洋，折合白银约为一百万两。据郭葆昌的外孙马常先生回忆，这批瓷器约有四万件，不过也有记载称只有六千件。但无论数量多少，分摊到每件瓷器上的成本都相当高昂，相比之下，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每年上交瓷器四到五万件，而朝廷一年拨付的费用才三万两白银，由此可见洪宪瓷制作的程度。

民国瓷器不再以改进胎、釉、彩等原料为目标，甚至也不再以工艺、技术改进为目标，而是专以绘画水准竞高下，形成了夸耀瓷绘技艺而不是制瓷工艺的趋势。这一时期瓷器装饰上仍以青花、粉彩、五彩为主流，器物形制上基本沿袭了晚清的风格，但造型上比晚清瓷器要纯朴平直些。装饰题材广泛，款识也是历朝都有，尤以清代乾隆为多见。总体上来讲，民国时期的民间仿官窑器其面貌不及原御窑仿前朝的精良，但民国初出现的 “古月轩” 瓷器，则是以仿清康雍乾瓷胎画珐琅的面目出现的。

民国官窑瓷器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在拍卖市场上的表现也日益引人注目。像 “洪宪瓷” 等瓷器，屡屡拍出。例如，一件 “居仁堂制” 款粉彩山水三果双耳瓶，2005 年 12 月 12 日在北京翰海的拍卖会上，成交达 57.2 万元；曹锟的 “延庆楼制” 款粉彩富贵图双龙耳瓶，2005 年 6 月 20 日在北京翰海的拍卖会上，成交价也达到 41.8 万元。这些拍卖成绩充分展示了民国官窑瓷器的经济价值，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仍有上升的趋势。

民国官窑瓷器的款识具有重要的鉴定价值。“居仁堂制” 款瓷器是袁世凯任大时的瓷，其款识多为楷书，字体规整、端庄，笔画粗细均匀，书写流畅自然。“居仁堂” 三字的结构严谨，比例协调，其中 “居” 字的一撇一捺舒展有力，“仁” 字的单人旁和右边的 “二” 字搭配和谐，“堂” 字的上半部分笔画紧凑，下半部分的 “土” 字横画平稳。
“静远堂制” 款瓷器为徐世昌，其款识风格仿雍正朝，字体较为纤细、秀丽，具有一定的书法韵味。如 “静” 字的青字旁线条流畅，“争” 字的笔画略显修长，整个字给人一种优雅的感觉；“远” 字的走之底写得灵动自然，“堂” 字的结构紧凑而不失大气，体现了当时文人的审美情趣。

而现代仿品的款识往往在书写风格、字体结构、笔画粗细等方面存在破绽。有的仿品款识字迹模糊、笔画软弱无力，缺乏真品款识的神韵；有的则在字体的模仿上过于刻板，没有真品的自然流畅之感。此外，仿品的款识颜色和质地也可能与真品存在差异，真品的款识颜色通常深入胎骨，与釉面融合自然，而仿品的款识可能会浮于表面，颜色过于鲜艳或暗淡，容易被识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