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瓷器底款鉴定

北宋 越窑蝴蝶纹粉盒
此器为扁圆形，盖稍鼓，盒身子口，直腹下折，圈足外撇，圈足内施釉，并见垫烧痕。盒盖上鼓，盖面以凸弦纹分为内外两区，内区刻划蝴蝶卷草纹，外区划一周流云纹，构图严谨规范，刀法流畅简练，蝴蝶纹细腻传神，盒身素面无纹饰。
        盒内外通体施青釉。此盒为妇女用来存储胭脂香粉等的物件，是宋代常见的器形，造型小巧精美，做工较，为越窑烧造。
《中国陶瓷全集宋（下）》中所有类似藏品（《中国陶瓷全集宋（下）》，第74页，图30），两者均饰蝴蝶纹，可资比较。
参阅：《中国陶瓷全集 宋（下）》，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74页，图30更多历史拍卖纪录。

饕餮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动物，《吕氏春秋·先识览》记载：“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饕餮纹应视作兽面纹中的一种。清代名品有康熙青花饕餮纹瓶、五彩加金饕餮纹方熏、五彩加金饕餮纹尊等等。
清康熙 青花饕餮纹铺首耳大尊束颈敞口，鼓腹圈足。尊形壮硕。口沿、圈足饰蕉叶纹，肩部堆塑双铺首耳，腹部主题纹饰满绘饕餮纹，构图严谨，画工浓淡搭配相宜，深浅变化自如。瓷器仿铜器如此大件者，较为少见。画工如此古朴典雅者则更为少见。

鹿纹是一种反映原始渔猎生活的传统陶瓷装饰纹样。唐代长沙窑有青釉鹿纹褐绿彩注壶，小鹿体态轻盈，边跑边顺盼，是的佳作。宋代缂丝上的天鹿纹移植于瓷器，典型纹饰如定窑白釉盘上的印花鹿纹，画面上两只长角鹿奔跑在枝叶缠绕的花丛中，只鹿回首张望，后一只鹿追赶呜叫。
清雍正 粉彩蝠鹿纹小杯 （一对）
 磁州窑枕面上所绘鹿纹动态不同，或在山中奔跑、或在草莽间漫步、或卧于灌木中惊望、或立于路途上徘徊，线条流畅写意。明代晚期流行以谐音和寓意象征吉祥的纹样，鹿纹作为“禄”的替代形象常与蝠(福)、寿桃组合成“福禄寿”吉祥图案出现在青花瓷器上。乾隆朝创烧的粉彩百鹿纹尊，把鹿纹的人文含义推到了，乾隆以后及近代仿制品较多。

景泰五年（1451）有减饶州岁造瓷器三分之一的记载；天顺元年（1457）曾派中官赴景德镇督烧瓷器，则三朝之中不论官、民窑均有烧造。这三朝的传世青花器物除被称为「云堂手」的人物图器皿外，另有一类以麒麟、孔雀等瑞兽珍禽为主纹的梅瓶、大罐。耿宝昌先生曾指出：「这些器物的风貌与其时画坛高手林良、戴进的画风一致，联系到有关文献记载，笔者认为，这一批青花器，就是继宣德晚期以来的定制，由同一代工匠绘制造就，用于赏赐诸藩王的御窑器」，见1993年出版《明清瓷器鉴定》，74页。
        此类单以麒麟入画的十五世纪青花梅瓶极为少见，前文提到一件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麒麟、杂宝云纹梅瓶，见前揭书，74页。
        亦可比一件十五世纪青花孔雀麒麟纹大罐，载于东京1976年出版《世界陶瓷全集》

只要学会鉴识釉光，就算在未完全掌握器物断代的知识的情况下，也可准确判定是新瓷还是旧瓷，该出手时就出手，在市场上留住手边的好瓷。近来，由于民国粉彩瓷器身价急升，成为市场俏货，一些人已开始大量仿制民国，甚至连大路货的桃花病态人嫁妆瓶都在仿制之列。尽管民国瓷器烧制年代并不久远，但器物表面亦有釉光存在。这些出现于市的仿品，器形、纹饰、釉形、釉色无一不肖，稍有疏忽即致“中招”。

通过观察彩釉的析出层（色彩浅淡的纹饰周围釉彩析出层很少，肉眼难以观测得到，但用湿手一抹，在薄薄的清水层上立即便浮现出来。新瓷没有这种特点），以及眼观手摸细辨釉光，从而不至于买假上当。正是由于这种鉴识釉光的“门秘术”，才使得自己在各式“高仿”之前捂住了腰包，免遭无谓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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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古要论》
格古要论是中国现存早的文物鉴定专著。明曹昭撰。曹昭字明仲，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生卒年不详。全书共三卷十三论。上卷为古铜器、古画、古墨迹、古碑法帖四论；中卷为古琴、古砚、珍奇（包括玉器、玛瑙、珍珠、犀角、象牙等）、金铁四论；下卷为古窑器、古漆器、锦绮、异木、异石五论。《格古要论》是明代存世早的一部论述文物概述、名玩优劣、作伪手法和真伪鉴别的文物鉴赏专著。

《拜经楼集》。
该书上卷分原始、选材、本艺、家溯四个部分，介绍制陶的基本工艺和制作家。
下卷分丛谈、文翰两部分。丛谈是有关制陶、用陶、品茗的杂记；文翰则列举有关宜兴陶器的著述、诗文，例如周容的《宜兴瓷壶记》、沈子澈的《茗壶铭》、朱彝尊的《陶砚铭》、汪森的《茶壶铭》、吴梅鼎的《阳羡茗壶赋》和熊飞的《坐怀苏亭焚北铸炉以陈壶徐壶烹洞山岕片歌》等二几种。
《阳羡名陶录》是作者“雅慕诸人名，欲访求数器，破数十年之功”（吴骞序）所得，是研究我国及宜兴
发展历史的宝贵史料，在我国工艺技术史上占有要地位。
清末民初，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原来蒙于清宫的大批瓷器呈现于世。另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许多瓷器流失海外。在这种情况下,一批知识分子出于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而开始了对瓷的研究。下面的几部陶瓷鉴赏著作即产生于这一时期。

《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
邵蛰民原撰,余启昌增补，民国二十七年(1939年)铅印本。邵蛰民（生卒年不详），北京人，好金石之学,该书乃根据其历年亲眼所见撰写而成。全书分为总论、时代、出处、色泽、器式、款识、绘画、赏鉴、杂记、附识,共十部分，对瓷器的发展变化、形制特征等详加评论,引证博赅，文笔简练。该书增补者余启昌,字戟门，浙江绍兴人，光绪八年(1882年)生,卒年不详。佘氏于宣统三年(191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归国后在北洋中供职，1928年后弃官从文,曾在北平大学及北京大学任教。民国初年,余启昌在友人的启发下开始研究瓷器,此后又经历了承德、沈阳两处文物移存北京及故宫文物清点工作。迨至抗战前夕的古物南迁，余遂立志撰述。1938年夏,得到邵蛰民的《古今,器源流考》，利用半年左右的时间为之增补重新编辑,于当年冬天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