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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描填墨。作伪者把纸张覆盖在古代法帖或书法家的字轴、对联上面,用细笔双钩描下来,然后在空心字中填上浓墨。这类伪品,初看很像,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笔锋板涩,墨色没有浓淡,整幅气韵滞钝,有的由于作伪者一时粗心,浓墨没有填满,还会露出细笔双钩的马脚来。曾见清初吴山涛山水轴,作伪伎俩比较高明,题款即用此法。我们在明末倪元璐、清初王铎等书法中偶尔也会碰到这类伪品。还有毫无根据的钩描。曾见明代海瑞草书轴,胡钩乱填,恶俗之至,就是这类货色。
钩描填墨是我国一种很古老的复制书法的方法,古代叫作“响拓”。流传下来唐摹王羲之《兰亭序》(神龙本)、王羲之世代家书《万岁通天帖》等钩描填墨的水平很高,这是“下真迹一等”的极为珍贵的文物,不能与伪品混为一谈。
揭二层。把近代书画在夹贡纸上的笔酣墨饱的作品,揭开来分为上层、下层两张,利用下层纸笔墨渗透痕迹做假,参照上层纸原迹,添笔补色,再加盖图章,冒充真迹。这类伪品,纸面起浮毛,笔墨色彩也异样,落笔处墨色重,行笔处墨色轻,星星点点,浓淡悬殊,总不太自然。还有些作伪者,利用稀绢本书画后面的托纸(即“命纸”),经过加工,以假充真。
上述六种类型中,容易碰到的是种“改头换面”和第三种“模仿伪造”。此外,还有利用近代印刷字画,漂去油渍,添笔加色,冒充真迹的。更有似假非假,定真非真的,例如清代费丹旭的学生蒋升旭,字画逼近他的老师,落款“升旭”两字给人以“丹旭”的错觉,有人就误定为费丹旭的作品。在鉴定实践中还可以碰到不少五花八门的问题,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各种类型的伪作,是很好的反面教材。了解它,熟悉它,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辨别能力,进一步做好书画鉴定工作。
有没有关通过而第二关通不过的作品呢?有,数量也不少。这类伪品,情况比较复杂,要具体分析种种可能:代笔;同时代人伪造;古董商把同时代的小名头书画家作品,裁割添款,冒充大名头书画家的作品;被后人错误定名……鉴定这类作品,难度比较大,要反复审看,认真研究,仔细推敲。曾见彩色影印唐伯虎临《韩熙载夜宴图》卷,时代风格相符,而且画卷上唐伯虎所题七绝诗两首,书法也是真的,关通得过,但是绘画的个人风格有问题。卷中所画人物,形象较为刻板,衣纹线条显得单薄,设色鲜艳有余,沉着不足,带有俗气。我认为这一卷应是出于明朝中期一位职业画师之手,唐伯虎在画上题了诗。这是一卷残缺不全的临摹本,可能原有原画家署名,被作伪者有意割去,冒充唐伯虎画;也有可能流传过程中受损残缺,被后人误定为唐伯虎的作品。这卷画,时代是够五,画得很认真,有一定艺术水平,虽非唐伯虎真迹,也算是一件难得的古画了。
下面再进一步分别谈一谈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的问题。
我国书画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几千年来一直在变化着、发展着,它具有特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时代特色。
就书法来说,商代甲骨文、周代金文、秦代小篆、汉代隶书,书体各不相同,时代风格一望而知。唐代以来,书体齐备,即使同一书体,时代气息也各不相同。
绘画方面,先成熟的是人物画,山水、花鸟画要到五代才开始成熟起来。在题材内容上,五代以前,人物画为主;元代以后,山水画为主;宋代是山水、人物画并盛时期。在表现技巧上,五代以前,色彩为主;元代以后,水墨为主;宋代是色彩、水墨交辉时期。
书画艺术的时代风格属于上层建筑,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它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物质条件等各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
书画家在长期艺术实践中所形成的特征是多方面的,例如:清代书法家刘墉喜用浓墨,王文治喜用淡墨,因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称。近代吴昌硕写石鼓文喜用焦墨,黄宾虹作画则常用宿墨。五代山水画家董源、巨然用披麻皴,南宋马远、夏珪用斧劈皴,元代倪瓒用折带皴。明代仇英画人物眼睛很小,清代高其佩用手指头画钟馗往往不画眉毛。明代徐渭善画大写意花卉,落笔如风,绝少用色;恽寿平以没骨法为花卉传神,风姿绰约,则以色彩见长……可以说,历代书画家都有自己的面目,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只要多看多记,就能逐步辨认出他们的风格特征。
南宋 水墨《十六罗汉图》卷(局部) 佚名 西泠印社藏
至于印章(包括书画家印章和鉴赏家、收藏家印章)、题跋、纸绢、装潢、著录等,有时也起到辅证作用,而在特定条件下,对断代、断人,还能起到决定作用。不过,总的来说,这些辅助依据毕竟还是次要的。过去有些人把印章、著录等看成是辨真伪的主要依据,这是反客为主,容易失误,有时甚至起反作用。例如,1979年浙江省举办古代绘画联展,我们向杭州借展一件所谓明朝张瀚的《十六罗汉图》卷。卷上有张瀚图章,卷后有清康熙年间杭州翁嵩年题跋,定为明朝张瀚所作。其实,卷中罗汉、树石的画法,接近南宋梁楷、牧溪一路;龙、虎的造型和笔法,与日本保存的牧溪《龙》《虎》二图基本一致,这卷画应是南宋晚期的作品。张瀚是明朝嘉靖年间杭州人,官至吏部尚书,史传上说他画山水绝似元朝吴仲圭。无论时代、题材和技法,都与《十六罗汉图》卷对不起头来。画卷上张瀚图章当是收藏印,翁嵩年鉴定不确。我们把明画改定为宋画,公开展出,得到了学术界承认,主要就是依据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1949年以来,浙江发现宋画不过几件,这卷宋画,我们如果迷信印章和前人题跋,势必沿袭旧误,仍把它当成明画,给工作带来损失。总之,鉴定书画主要把好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关,这是经过反复实践,从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中得出来的结论。
还有些经验,如“宋人用笔重,明人用笔轻”,元人“变实为虚”,“明代枯硬,清多柔靡”,等等。这些并非专指某一位具体书画家,而是前人从大量实物比较中概括提炼出来的心得体会。
初学书画鉴定的同志,对一些听了就懂的具体经验容易接受,对于概括性经验则感到难以捉摸,这是可以理解的。根据我的体会,鉴定一件书画,概括性经验比具体经验更为重要。特别在浙江,碰到的大量是三以来的书画,书法上受董其昌影响的作品为数不少,绘画上“家家一峰,人人大痴”“南沿石谷,北仿麓台”的作品更是大量存在。你要分辨出这是乾隆以前的,那是乾隆以后的,具体经验收效甚微,主要靠概括性经验。例如明末清初人写出来的字往往气势磅礴,清朝前期的书法,受馆阁体影响,就显得格局拘谨;明末清初武林画派格调苍劲雄健,清朝道光年间的绘画风貌清逸隽秀,味道是不大相同的。老太太看越剧,听得多了,能够分辨出这位唱得好,味道厚;那位唱得差,味道薄,甚至还能辨出各种唱腔的流派。书画和戏曲都不能吃,但确是各有种种的味道,这些味道并不抽象,而是从多看多比较中得出来的,学习鉴定书画并无捷径可走,我们要在“鉴”字上狠下功夫,经过反复比较,头脑里自然而然就有了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的“样板”,有了“样板”,就能鉴别。
除了“鉴”以外,有时为了辨真伪,还得借助于书画家传记、书画著录、有关诗文、历史知识、衣冠制度等作必要的考证。我曾先后见过两本一模一样的明朝徐渭写的《金刚经册》,署款:“万历二年岁在癸酉夏六月六日弟子文长徐渭奉母命沐手敬书。”稍加考证,漏洞百出。万历二年干支是“甲戌”,不是“癸酉”;徐渭十四岁时嫡母卒,四十八岁时生母卒,万历二年徐渭已五十二岁,嫡母、生母早已去世,岂有再“奉母命沐手敬书”的道理。当然,也有可能徐渭遵照嫡母或生母在世时嘱咐而写,但根据时代风格、个人风格以及印章、纸质等来判断,这两本字册肯定是伪品,或即是绍兴本地区的假货——“绍片”。又见清朝初年画家萧云从山水册,自题作于康熙戊午,而萧云从死于清朝康熙十二年,戊午是康熙十七年,绝不可能死后五年再爬起来作画。书画家的生卒年代,对于鉴定书画真伪非常有用,但要注意:一是史传的可靠性。就浙江历代画家而论,王冕、陈洪绶、金农、钱杜、费丹旭、任熊、任颐等,或生年,或卒年,不少史书记载有错误。二要考虑书画家本人有写错干支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孤立地认为干支写错,书画必伪,要善于用联系的观点,多方面进行审查,有了把握,再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