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反规避调查立法执法现状
1、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WTO反倾销协定、反补贴协定均没有对规避反倾销措施和反补贴措施的行为做出
具体规定。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也没有对反规避做出明确的操作性规定。提起反规避调查申请、发起反规避调查均无章可循。所以，制定规避与反规避的规则是当务之急。
2、调查取证困难。在对规避行为进行调查取证时，要取得规避行为的肯定性证据无疑难度是相当大的。在实践中非常棘手。所以，在提供证据方面采取何种标准，值得考虑。
3、原产地认定问题。《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与其前身相比，规定更为具体、明确。但在货物原产地认定的量化标准方面，规定仍显不足。而在反规避调查中，用一个量化的标准来衡量是否存在规避行为。这些标准应由规避与反规避的规则予以详细规定。
由于各国对反规避制度的概念、内容及适用范围等存在颇多争议，迄今为止还没有统一的国际反规避法律规则。曾经制定统一国际反规避立法的次尝试就由于各国的立场不一，无果而终。即邓克尔草案中的反规避条款终被删除。值得欣慰的是，在其后的多边贸易谈判过程中，反规避问题又被列入反倾销议题。且不论其成效如何，单就反倾销议题本身而言，就足以证明反规避问题已被国际社会所普遍关注与承认。
此前草案中反规避条款的终删除，只能说明在国际贸易领域还缺乏一个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反规避规则。 同样关注反规避问题的中国，已经开始了对规避与反规避的立法尝试。这主要体现在我国《反倾销条例》第55条的相关规定之中。然而，由于立法基础的薄弱和理论研究的不足，我国反规避立法的相关条文还过于粗糙和简陋，其可操作性值得怀疑，事实上也不足以规避行为的频繁发生。因此，因此放宽我们的视野，吸收与借鉴目前欧美反规避立法和邓克尔草案中的反规避条款的新成果，并结合我国国情，制定出详尽而完善的反规避法律制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