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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乾隆御窑,清宫礼佛之供,又为成对保存,此为稀珍。瓷质彩绘贲巴瓶为乾隆朝之,作为佛心天子,弘历的一份献礼而载入瓷史,除了供自身修持佛法之外,还作为御礼赏赐西藏、青海等地宗教,是当时清与密宗上层思想感情交流的见证,寄托双方的共同信仰。

圆口,器形以下渐广,垂腹,圈足,肩部饰双螭龙耳,胎体厚重,釉面洁净,造型端庄。腹部满绘粉彩福禄图,五色神鹿形态各异,或嬉戏,或奔跑,或顾盼,或小憩,一派生机勃勃之景象。粉彩绘画技法高超,不仅将瑞鹿的神态描绘的生动传神,更衬以参天古树,奇石嶙峋,苍松翠柏,郁郁葱葱,极为自然逼真。底落“大清乾隆年制”青花篆书款。
清 乾隆 冰种飘花活环双象耳瓶,古人视鹿为瑞兽,寓有之意。唐宋瓷器上已出现鹿纹,广泛流传是在元代。因“鹿”与“禄”谐音,故又称“百鹿尊”为“百禄尊”。此件十鹿尊一反常见画面,将百鹿图化为林间嬉戏的十只瑞鹿,活动于丛林山峦之中,布局构图丰满紧凑,并衬以红蝠,是为“福禄双全”,此风格粉彩十鹿尊较之传统画面百鹿尊的流传,寥若星辰,传世甚为,是为典藏重器。

清乾隆青花苍龙教子双螭耳扁壶,本品俊秀别致,颈之两侧贴塑青花夔龙纹为耳,可爱生动,与圆润扁平的瓶体上下相衬,更见灵空精巧。口沿外唇下画如意头纹一周,瓶身前后绘饰“苍龙教子图”,图中祥云迤逦,漫天飘飞,洪蝠迭现,灵瑞咸集,但见苍龙腾空而起,叱咤风云,虬躯矫健凶猛,大有气夺千里之势。幼龙则破浪而出,昂首欲飞,与侧首下顾的苍龙深情对望。
画笔生动精美,所见祥云虽多,却形态各异,深得迤逦之姿,福海之中波涛汹涌之象,是以线描之功不厌其烦地绘就,细腻而娴熟,展示御窑画工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两龙神形俱佳,栩栩如生,相顾之际,更得以妙笔传示出浓浓的殷切之情。妍丽清雅的青花,莹润皙白的胎釉,相益彰显,闪现出乾隆上品御瓷的非凡丽质。圈足内书青花六字篆款,端庄规整,笔道遒劲有神。
苍龙教子图作为清宫御瓷装饰题材始见于雍正一朝,实例可见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乾隆后期,苍龙教子图成为御瓷之中寓意特殊的一类,存世数量,经查阅公私典藏数据,与本品相同的实物仅见于西藏博物馆藏品“乾隆 青花云龙背壶”,高29.5厘米,二者似应为原配的一对。

清朝在苏州建立染织局,为宫廷生产缂丝。乾隆年间,缂丝工艺发展到顶峰,出现用赤捻金线和淡捻金线,银线在深色或浅色地晕色的“三色金”缂法。后来还产生了加绣,加画,三蓝缂等新技法,交叉并用,收到的艺术效果。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明清缂丝一万余件,多制作于乾隆时期,其技术之精,用丝之密,为前朝所不及。此件缂丝加绣三星图轴使用三十余种色丝,以二至四色间晕与退晕相结合的方法,用平缂、长短线、搭缂等技法,以笔代缂渲染松树的皮和针叶,以针代缂绣制桃树的叶,花,果实及牡丹,灵芝等,再缂织山,云及福禄寿三星。细微之处,如人物的衣纹,鹤禄的躯体等,使用钉金线、散套针、施毛针等刺绣加以烘托渲染。
缂丝在历朝都是用来制作龙袍,复制名贵书画或宫廷装饰品,是了解当时社会审美情趣,工艺水平和文化习俗的重要依据,因此,古代缂丝具有的艺术价值,素有“织中圣品”的美誉。所以,乾隆皇帝也是把此三星图轴作为一件集缂绣绘多种工艺集于一体的具代表性的观赏艺术品,入藏于以书画为主的《秘殿珠林》,作为皇帝的收藏。

吴氏南人北相,英俊潇洒,得黑龙江督军之女垂青,郎才女貌结为连理,为一时佳话。事业有成的吴普心痴迷文物收藏,恰逢东北连年战乱,溥仪携带出的宫中鸿宝散佚殆尽,而吴氏则借近水之便多有斩获。因此,经他收藏的书画,很多成为世界各大博物馆的重要藏品。如米芾的《简帖》、《岁丰帖》和《逃暑帖》,已经成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馆藏中国文物的代表作。上海博物馆2003年斥资450万美元购回的宋拓《淳化阁帖》,也曾经是吴普心的收藏。由此可以看出吴普心对中国书画的非凡的鉴赏力。
乾隆御制缂丝加绣《三星图颂》轴,自其织造出后的二百余年间,历经乾隆皇帝,晚清重臣李鸿章以及成功商人吴普心爱如珍辗转递藏,今天有幸呈现在大家面前,谁又将是下一个幸运儿,担负起这将文明的瑰宝薪火相传的神圣职责呢。

年羹尧也没有辜负康熙帝的厚望,在击败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的战争中,为保障清军的后勤供给,再次显示出才干。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策妄阿拉布坦遣其部将策凌敦多布入侵西藏,杀死拉藏汗。四川提督康泰率兵出黄胜关(今四川省松潘县),军中哗变,引军而还。年羹尧遣参将杨尽信抚谕大军,密奏康泰失兵心,不可用,请求亲赴松潘协理军务。上嘉其实心任事,遣都统法喇率兵赴四川助剿。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年羹尧令护军统领温普进驻里塘(今四川省理塘县),增设打箭炉(今四川康定)至里塘驿站,增设四川驻防兵。上嘉年羹尧治事明敏,巡抚无督兵责,特授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统政和民事。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年羹尧以敌情叵测,请赴西藏为备。廷议以松潘诸路军事重要,令羹尧毋率兵出边,檄法喇进师。法喇率副将岳钟琪抚定里塘、巴塘。年羹尧遣知府迟维德招降乍丫、察木多、察哇诸番头目。

年羹尧才气凌厉,恃上眷遇,师出屡有功,骄纵。行文诸督抚,书官斥姓名。请发侍卫从军,使为前后导引,执鞭坠镫。
年羹尧的失宠继而遭祸是以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第二次进京陛见为导火线的。在边疆时,蒙古王公和额驸阿宝见到年羹尧跪拜。在赴京途中,他令直隶总督李维钧、陕西巡抚范时捷等跪道迎送。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无人臣礼”。年进京不久,雍正奖赏军功,京中传言这是接受了年羹尧的请求。又说整治阿灵阿(皇八子胤禩集团的成员)等人,也是听了年的话。这些话大大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
十一月,年羹尧结束陛见回任后,接到了雍正的谕旨,上面有一段论述功臣保全名节的话:“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在这个朱谕中,雍正改变了过去嘉奖称赞的语调,警告年要慎重自持,此后年羹尧的处境便急转直下。
分析年羹尧失宠获罪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擅作威福。年羹尧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也要行跪拜礼。对于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理应优待,但年把他们留在身边当作“前后导引,执鞭坠镫”的奴仆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迎诏,行三跪九叩大礼,跪请圣安,但雍正的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打算亲自撰写序言,尚未写出,年羹尧自己竟拟出一篇,并要雍正帝认可。年羹尧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仪,“御前箕坐,无人臣礼”,雍正心中颇为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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