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镜本是日常用品，但由于镜子能反光、能清晰映象，因而被人们引喻出许多社会功能，成为古人墓葬的随葬品。由于铜镜所具有的「破暗取明」、去魔压邪作用，再加上古代「视死如生」和「诸之具无不从者」的观念，人们把生活密切的铜镜同葬，以供死者在阴间继续使用。
铜镜不但成为古代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之一，在一些小型墓内也常有发现。当然，王公使用的往往是制作精良、纹饰精美的大尺寸铜镜，而一般的平民百姓使用的铜镜尺寸较小，纹饰属于普通常见的品种。
古书中提到的「山鸡舞镜」（《异苑》）、「化鹊捎信到夫前」（《神异经》）等故事，都与爱情有关，更成为许多诗文常爱运用的题材。这些美丽或凄然的故事，既表现了古人的美好愿望，又说明了铜镜作为信物，其传承与纹饰内容是渊源有自的。考古发掘中也曾见到合葬墓中各持半面铜镜的实例。
镜子能驱邪照妖，是古代以至现代的传统观念，古人不理解铜镜映射的原理，以为铜镜可以发光，具有「法力」，可以照妖驱邪。很多道士修行、炼丹时都镜不离身；佛教和道教举行仪轨时，铜镜亦成为不可缺少的法器；有些人还以镜子作为镇宅的法器。这虽然未必符合科学精神，却也可以在精神和心理上，给虚怯的人以一点安慰。
由于镜背面积不大，纹饰所选用的题材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譬如祈求吉祥的心愿，表现为铜镜中常见的铭文如「常乐未央，奉毋相忘」；崇信神仙的思想，表现为仙人瑞兽的纹饰；道德的训喻，表现为借铜镜作鉴照真理的象征意义（如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或公堂上悬有「明镜高悬」的字样以示为官清廉）；道教法象的运用，表现为借铜镜作法器；佛教艺术，则表现为以佛像故事作纹饰，如宋代的「达摩渡海纹镜」等等，这些内容无不反映出当时社会意识的特征，这都为我们认识和研究古代社会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1959年，在日本福冈县饭冢市立岩堀田的瓮棺墓出土了一面汉镜，其铭文与西汉时期的铭文镜基本相同：「日有熹，月有富，乐毋事，常得，美人会，芋瑟侍，贾市程，万物平，老复丁，死复生，醉不知，酲旦星（醒）」。另外，1978年11月，在席巴尔甘（Sibrkand）贵霜早期三号墓中，也出土了铭文基本相同的汉代铜镜，这是汉代中外文化交流频繁的又一证据。
清末民初的学者罗振玉在《古镜图录》中形容铜镜：「古刻划之精巧，文字之瑰奇，辞旨之温雅，一器而三善备，莫镜若也。」古铜镜随历史社会的发展而各有不同美态，形态、纹饰、铭文、内蕴、技艺等，各具特色，以下略取一二以作介绍。
蟠螭纹是一种变体的龙纹，形态多为盘曲纠结，穿插缠绕。此镜为三弦钮，云雷地纹。钮座外为宽凹面带环，内饰一人与三龙纹，人作奔跑状，龙作回首形，一龙脑后有角，有学者研究认为此纹饰是表现古代「刘累训龙」的故事（见《收藏家》2000年第8期《一面特的战国龙纹镜》孙克让）。且龙分公母，有角的龙为雄龙，无角龙为雌龙；主纹饰为三龙间以折叠菱格，三龙纹繁复夸张，龙口大张，露利齿，线条饱满富于弹性。素卷缘。此镜内区纹饰，目前尚未见于著录。
镜为弦纹钮，钮外一周宽凹面带，素地上面饰三兽纹，二猎犬，一兽，兽纹似虎似豹，猎犬的颈上有项圈，说明已是经人工驯养的猎犬，素卷缘。此镜的特点是没有地纹，三兽铸在光面素板上，这是不合情理的，因为战国镜中出现浮雕兽纹的比较，其工艺制作难度大、要求高，再者，三兽孤伶伶地在素面板上也不够美观，而能够铸出此类浮雕兽纹的必定是工匠，不应该犯这样的「低级错误」。此外，我们可以看到，镜钮外的凹面带圆环的外缘与镜缘之间的镜面明显低凹，因此可以推断此镜的「素面」原来可能有填漆彩绘工艺，这样就使镜面与钮座及镜缘基本处于一个平面上。但是，经过二千多年的埋藏，当年的填漆彩绘工艺已经无可寻，尽管如此，此镜仍然是战国镜中的纹饰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