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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傅熹年喜欢听他们高谈阔论,大家见他后生可教,有时也特地点拨他一二。张珩告诉他,要想了解中国古书画,看两本书就够了,一本是日本人1937年出的《支那名画宝鉴》,一本是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的《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书画册)。张珩要他把厚厚的硬皮精装书《支那名画宝鉴》拿来,对照着书一幅画一幅画地为他讲解,这回说不完下回继续,他边听边拿铅笔在书上做记号。其中就画一个圈,特别好的画两个圈。如宋代崔白的花鸟画名作《双喜图》,旁边用铅笔注明“真迹”,还有一个“故”字,意为故宫藏。傅熹年到现在还保留着这两本书。
傅熹年说,前人看书画有所谓“望气派”之说,鉴定书画的关键在于见识真迹。那时,他得到了一个极其难得的机会。
1952年后,国家收购和个人捐献的大量书画古籍都集中到文物局(后来全部交给了故宫书画馆),有时会有领导和来参观。每逢有这样的好事,长辈们都不忘叫上他。
“人家当然不能为我开放,但是有领导来的时候,你在旁边远远瞧着点,他看完了你过来探探头,这还是可以的。”参观时,还能聆听到张珩、徐邦达等的现场讲解。
就这样,傅熹年看了大量名画真迹,《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等如今如雷贯耳的“大IP”,他当时都见过了。

有一次,启功偶然从一个信封里找到几张“漏网”的敦煌写经残片照片,与傅熹年同看,说其中一张好,书法秀美潇洒,毫无职业写经人的习气。
这是一篇写经的发愿文。文中称,自己发愿要写三千部《妙法莲华经》,以为亡母“太原王妃”祈福。两人都觉得“太原王妃”眼熟,但一时想不起是谁。
几天后再见面,启功高兴地说,终于想起来了!武则天之父武士彟死后追赠太原王,太原王妃即武则天的生母杨氏。但武士彟还有其他子女,不能确定要发愿写经的就是武则天。当时无法查资料,这个疑问只能暂时搁置了。
1968年底“清理队伍”后,傅熹年获准回到人民队伍中,随全院职工整体下放河南的“五七干校”。之后,建筑研究院被撤销,人员星散。傅熹年被分配到甘肃天水,在国家建委第七工程局的工程公司为技术员,再次离开了古建。

8月底,期巡回鉴定在北京启动。在故宫博物院丽景轩鉴定书画,以“文革”中的抄家文物为主。接下来,先后鉴定了北京市文物局、北京文物总店、中国历史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馆所藏书画。
由于鉴定组大多是高龄老人,鉴定只在春秋两季进行,每次三个月。《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等名画当然也要过一下眼,过完就赶紧收了,这些都是早已公认的国宝。
1985年、1986年上半年,鉴定组移师上海。在上海,发生了较大的意见分歧。
上海博物馆所藏元代名画中,有一卷题为赵孟頫所绘《百尺梧桐轩图》。此图绢本,青绿设色,画的是园居闲适之景。图中一人便服闲坐在梧桐轩中,旁有一童子捧茗,一使者抱琴,高大的梧桐树环绕四周。全图笔法秀雅,设色工丽。画后有周伯琦、张绅、倪瓒等七人的题诗,都是元末名家。对此画是否为赵孟頫所画,傅熹年提出了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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