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黄釉瓷器

中国的瓷器自早期开始，便是以颜色釉装饰为其特征，特别是以氧化铁为着色剂的青釉，曾霸天下数。这是由于受当时技术条件所限，人们无法从制瓷原料中将铁质除尽。而当青釉瓷器出现四以后，到了隋代，我国北方窑场终于成功地烧出了白釉瓷器，才终结束了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其后当绚丽斑驳的唐三彩陶器问世后，又进一步丰富了陶瓷的装饰风格。宋代是我国瓷业全面逢勃发展的时期，也是各种颜色釉争奇斗妍、光辉灿烂的时代，特别是当钧窑烧出灿若晚霞的铜红窑变釉后，更为我国陶瓷美学了一个新境蜀。它使高温颜色釉本身取得了立的美学价值，已不再仅仅是器物的保护层。

所谓颜色釉，指的是釉料的装饰颜色，在制作无色透明釉料的时候，加入某些金属氧化物作为着色剂，在高温下就会呈现色彩缤纷的釉色。如我国传统颜色釉中，以铜的氧化物为着色剂，就能烧出祭红、鲜红、宝石红、牛血红等鲜艳夺目的红釉；以铁的氧化物为着色剂，又能烧出如豆青、粉青、天青、梅子青等“千峰翠色”的青釉；而以钴为氧化物的着色剂，则烧出霁蓝、宝石蓝等美丽动人的蓝釉。同一种金属氧化物由于在釉内含量的不同，温度与烧成气氛有别，以及釉中其它化学成份组成的差异，又能呈现出众多不同的色彩。例如同样是以铜为着色剂，在氧化气氛中就呈现绿色，而在还原气氛中却呈现红色。唐代长沙窑青瓷上那种绿色花纹，便是铜在氧化气氛中的结果。北宋晚期，河南禹县的钧窑窑工，在1300℃的高温下创造了一种强烈的还原条件，又使铜呈现出红色，这就是举世的“钧红”。

呈色虽属于红釉范畴，但严格说是在具有蛋白石般光泽的青色釉面上，杂以红色、紫红色，或深、或浅、或呈斑块状、或是放射状，并非通体红色。但是钧红的烧制成功，仍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它对后来陶瓷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并为元、明、清高 温颜色釉瓷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使钧瓷成为历代传世珍宝。曾有人用“夕阳紫翠忽成岚”来形容钧瓷变幻莫测的美，也有人说：即使对陶瓷器毫无兴趣的美术爱好者，如果看见钧红，也会忽然变成了陶瓷爱好者。至今当地民间还流传着“钧和玉比，钧比玉美”、“黄金有价钧无价”、“纵有家产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说法。

浑然一色的铜红釉瓷器，是在元代景德镇烧制成功的，此时在红釉瓷器上已经不再见到钧窑器物上那种红蓝相间或红中闪紫的色彩，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纯净的朱红色。1974年江西景德镇市郊凌氏墓出土了两件红釉瓷俑，两俑身着宽袖袍服，头戴官帽，双手执笏拱立，除脸部、手和笏板饰青白釉外，衣履均为红色。虽然瓷俑身上的红色有些红褐不匀，红色也不够鲜艳美丽，但它毕竟是我国制瓷史上出现的红釉。从墓志铭上可知，瓷俑的烧造年代至迟应在元代至元四年(1338)以前，它标志着元代景德镇制瓷 艺的进一步成熟。从此红釉瓷器能够自成体系，它与青釉、蓝釉等颜色釉末产成为我国颜色釉瓷中的奇葩。

自明代宣德以后，由于铜在高温下烧造工艺标准难于掌握，所以逐渐失传，终明一代再没有得到恢复。红釉瓷器是祭祀先、天地的重要祭器，如《大明会典》“器用”一章中叙及祭祀用器时曾提到：“洪武元年，多以金造……，二年祭器皆用瓷……。嘉靖九年，朝廷规定四郊各陵瓷，圆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这是以青、黄、红、白四色象征天、地、日、月，因此缺少其中任何一色，祭祀将无法进行。而此时鲜红的高温铜红器已不能烧造，所以，嘉靖时期只好改用“矾红”代替，文献上也曾记载说：“鲜红土，未详出何地，烧炼做红器，正、嘉间断绝，故嘉靖二十六年，因上取鲜红器，制难成，御史徐绅疏请以矾红代。”矾红是以铁为着色剂的釉上低温红彩，釉面无论光泽明亮的程度，还是滋润柔和的感觉，都不如铜红的效果，而且矾红彩的釉面极容易剥落，所以价值远不如铜红器那样高。它可取的是在烧造上比较稳定，容易控制，成品率高，其中如“枣皮红”乃是嘉靖红釉的一个品种，它风格别具，自嘉靖以后明清两代都曾大量烧制。

清代是我国陶瓷的黄金时代，此时各种颜色釉已是品种繁多，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甚至同一种釉色也能烧出不同的色调，如蓝釉有天蓝、洒蓝、霁监之分，青釉有粉青、豆青、东青之别。此外，还有集各种色釉于一器、变化莫测的“窑变”花釉，以及鳝鱼青、鳝鱼黄、蟹甲青、蛇皮绿、茶叶末等铁质结晶釉。康熙年间还恢复了失传二百多年的高温铜红釉，而且名品迭出，如郎窑红、豇豆红、霁红等，不胜枚举，充分体现了此时景德镇窑工们对各种金属氧化物呈色规律的熟练掌握和高超的制瓷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