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红釉瓷器真品特点

呈色虽属于红釉范畴，但严格说是在具有蛋白石般光泽的青色釉面上，杂以红色、紫红色，或深、或浅、或呈斑块状、或是放射状，并非通体红色。但是钧红的烧制成功，仍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它对后来陶瓷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并为元、明、清高 温颜色釉瓷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使钧瓷成为历代传世珍宝。曾有人用“夕阳紫翠忽成岚”来形容钧瓷变幻莫测的美，也有人说：即使对陶瓷器毫无兴趣的美术爱好者，如果看见钧红，也会忽然变成了陶瓷爱好者。至今当地民间还流传着“钧和玉比，钧比玉美”、“黄金有价钧无价”、“纵有家产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说法。

别名“霁红”，是中国传统红釉器中的，其釉面的特点是，红不刺目，鲜而不过，釉不流淌，裂纹不出。清高宗乾隆在《咏宣窑霁红瓶》一诗中称誉道：“晕如雨后霁霞飞，出火还灸工。世上朱砂非所拟，西方宝石致难同。插花应使花羞色，比画翻嗤画是空。”

明代永乐、宣德时期的红釉器之所以前代而树一帜，一方面是窑工们在长期实践中,找到了釉料配制的正确比例，掌握了烧制红釉瓷的恰当次候；另一方面也与朱元璋曾在洪武三年颁布“以红色为贵”的规定有关(《明史?礼志》)，虽然在传世或出土的洪武器里，红色的红釉器较少见，但却大量出现了用铜红在釉下绘出花纹图案的器物，即陶瓷史上的釉里红器，在红釉器的大家族中，也算得上一枝秀。永乐时期朱棣皇帝虽普一度崇尚白色，但后期他仍以红色为贵，例如在景德镇明代御窑厂遗址中，发掘出永乐前期地层内98%以上器为甜白瓷，红釉器甚为，而永乐后期地层中的红釉却猛增，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永乐前后宫廷色尚的变化。

清代是我国陶瓷的黄金时代，此时各种颜色釉已是品种繁多，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甚至同一种釉色也能烧出不同的色调，如蓝釉有天蓝、洒蓝、霁监之分，青釉有粉青、豆青、东青之别。此外，还有集各种色釉于一器、变化莫测的“窑变”花釉，以及鳝鱼青、鳝鱼黄、蟹甲青、蛇皮绿、茶叶末等铁质结晶釉。康熙年间还恢复了失传二百多年的高温铜红釉，而且名品迭出，如郎窑红、豇豆红、霁红等，不胜枚举，充分体现了此时景德镇窑工们对各种金属氧化物呈色规律的熟练掌握和高超的制瓷技艺。

在色调上与郎窑红那种有如牛血一般浓艳的红色正好相反，它是一种浓淡相间的浅红色，素雅清淡，柔和悦目，因红釉中多带有绿色苔点，颇似红豇豆的颜色，故得此名(图四八)。此种釉色本是烧制过程中的变化所致，然而绿色斑点在浑然一体的红釉中，却也别具情起。它们有的在匀净的粉红色中泛出深红的斑点，有的则在浅红色中现出绿斑，颇有“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清人洪亮吉诗)的奇观。豇豆红的釉色有上、下、高、低之分，釉色通体一色，洁净无瑕者名为“大红袍”或“正红”；而含有深浅不一的绿色斑点，就是“豇豆红”，还有人称之为“美人醉”；色调再浅些的被称为“娃娃脸”或“桃花泛”，它虽不如深者美艳，但也有幽雅妖嫩之态；再次者色调或者更浅，或有晦暗浑浊，就名为“乳鼠皮”或“榆树皮”。一种红釉竟有如此变幻莫测的色调，称得上千古之奇了。

红釉瓷有精粗两种，精者口沿都有“灯草口”，而且非常整齐，是烧制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深浅变化，康熙时的仿品则是用白边画的。施釉法有里外两种都施红釉和里白釉外红釉，多以薄胎釉为主。红釉面橘皮。形体外壁有棱棱，白胎多露，形成出筋现象。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棱花式洗面奶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莲瓣卤壶。红色和白色明显，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别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