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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被学界禁言,徐小虎完全不能理解:“这真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每本书都会有错,我也会犯错,你们可以去做研究来证明我的错误,为什么只是不许我发表意见?”徐小虎一直期待着有人能抨击她书中写错的地方或是有年轻教授拿着这本书去继续考究中国其他古画的创作年代。事实上,什么都没有,只是沉默。
“我仿佛成了烫手的山芋,众人避之唯恐不及。不但没人与我讨论书里所提出的问题,我反而好像瞬间由机构与学术刊物间消失,成为一个不存在的人。”在《被遗忘的真迹》中文版自序中,徐小虎这样写道。
在和美国学者的交谈中,徐小虎知道大家其实都看过《被遗忘的真迹》,却“不喜欢它”,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要重新检验每一幅古迹,而此前的研究也基本都成了无稽之谈

那一年,徐小虎在上海博物馆开会时,看到前来参加的评论者,她愣住了,问身边的老学弟:“看看他们,好像都比我们年轻,是吗?”学弟回答:“那当然了!”“可是,我清楚记得上次开会的时候,站在台上的老师都比我们老很多啊!”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因为被禁言,已错过整整一代学者,成了全场“老的人”。
也是在这一年,身处争议漩涡几十年的徐小虎去尼泊尔的深山里修行,除了参加活动,很少离开这里。
《被遗忘的真迹》出版至今已有5年,豆瓣评分8.6。在读者的评论中,有人赞同徐小虎敢钻研敢发声的态度,有人欣赏她为“中国画辨伪学”作出的努力,也有人认为她用西方学到的鉴赏方法来给画作断代是一种中国艺术史缺的“”。
今年9月,徐小虎的新书《南画的形成:中国文人画东传日本初期研究》再次由理想国出版。她也因此走出尼泊尔的深山,再度来到北京。
在一系列的新书活动中,徐小虎习惯用“小虎”称呼自己,每当说到一个有意思的结论,她就会忍不住开心地笑起来。参加活动的年轻人纷纷用“可爱”来形容她,而她本人也在做一件更可爱的事——她期待建立一部“没有大师的中国书画史”,在这部历史中,书画不分大师还是无名氏,只论创作年代和艺术价值。
“这是一项民族的工程。”原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古代书画杨新说。

2018年从日本私人藏家手中动员回来了苏东坡真迹《枯木怪石图》和赵孟頫的两通书札,三件文物共开价1.5亿元。傅熹年参与了鉴定,认定其为真品,建议国家收购,但国家文物部门却表示没有这么多的经费。终,《枯木怪石图》在佳士得拍卖行以4.1亿港元被一位“神秘买家”买走,赵孟頫书札也拍出天价,买家身份同样没对外透露。
遇到这些事,傅熹年总是很无奈,他觉得这些东西该公家收藏的。就像他的主业本来是中国古代建筑史,在一生中却总是被一次次的运动打断,后期又被书画这个业余爱好“喧宾夺主”。
认识七十年了,他的清华同窗王世仁觉得他始终正派,不管是被打成右派时还是后来当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始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不过,傅熹年对一些事很不在意,但对另一些事又很在意。如说起梁启超题赠给赴美留学的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宋《营造法式》、梁思成画的建筑图手稿清华建筑系都没有出钱收购,他冷静的语调少见地变成了义愤填膺,为恩师梁思成如今所受到的这种“待遇”而愤愤不平。
师姐王其明觉得,傅熹年的“本行”虽是建筑,但对书画、古籍等精研很深,这有家庭的影响,也与他曾直接受教于“北梁(梁思成)南刘(刘敦桢)”有关,因此他能成为中国古典文化的通才。

那时,傅熹年因为老进城往家跑,没少挨团干部的批,说他“贪恋资产家庭生活”。解释只会招来更多的批评,因为古典文化当时被视作落后的东西,他索性就不解释了。反正在学校里,他对当全5分学生并不感兴趣,但是重要的功课,例如课中的建筑设计、建筑历史和基础课中的素描、水彩画,是5分。
傅熹年作品:麦积山石窟外景水彩写生图。
“画透视图是一绝”
傅熹年之所以进入清华建筑系(当时叫营建系)学习,是因为高三时读到梁思成关于中国古代建筑和明清北京城的文章,萌生了搞建筑史的愿望。在清华时,他钦佩梁思成的铅笔单线速写,徒手画建筑线条,又快又直。他曾借到梁思成旅欧时的速写册《拾遗》,内有对法国布惹阿城堡大楼梯的速写等,反复临摹。

王其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组里有两个能人,一个尚廓,一个傅熹年,两个人手下都很有功夫。
建筑科学院的图书馆搜购了很多建筑方面的书籍,有的是外文原版的。傅熹年提醒王其明,其中有两前欧洲建筑师到乡村采风所画的建筑速写图册,还有一本日本的《百栋集》,一百栋住宅每栋都配了一张平面图、一张剖面图和一张透视图,可以参考。王其明深受启发,觉得浙江民居调查也可以这样做。
傅熹年作品:浙江杭州上天竺民居写生稿。
王其明说,光画平面图、剖面图不足以显示建筑物的优点,要画透视图,傅熹年画透视图是一绝。“他的表现能力特别强,图画得可帅了。他画的那些民居写生图,有远有近,有大有小,配上的那些树也很好。因为他对国画的见识也比较多,很有才气的。”

王其明觉得傅熹年很有钻劲儿。他是红绿色弱,考清华建筑系前就有意识地做“预习”,画画知道自己哪个颜色不准,就注意调整。她觉得,傅熹年被划右派受打击很大,但对他来说也算一个很特殊的成长环境,还收获了知心的爱人。他划右派后,要跟在文物出版社工作的女友分手,女友却坚决不改志向,他也毫不动摇,两个人是等他摘了帽子后才结婚的。
除了画图,傅熹年的文史综合能力也有了用武之地。在协助刘敦桢编写《中国古代建筑史》时,他开始用研究古建筑的手法来考察一些重要古代名画。

封建王朝对住宅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傅熹年将这些规定与《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中所画的建筑加以比较,发现大都是吻合的。那些简单的小房子和孤立的工字形屋子可能是农民的住宅,面阔三件、歇山屋顶的可能是官僚住宅,没有三间大门和歇山屋顶的大宅子则可能是没有官职的大地主豪商的住宅或别墅。
傅熹年将这些研究成果用于建筑史中,得到刘敦桢的赞许,他顺便撰写的《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中的北宋建筑》等论文也陆续发表。
傅熹年作品:元大都大内宫殿延春阁复原图。
“精神会餐”
每次一有运动,跟“封资修黑货”打交道的建筑历史室都是首当其冲,右派傅熹年更是在劫难逃。
“文革”开始后,傅家被抄,全家人扫地出门,挤住在大觉胡同一个大杂院中。傅熹年在建筑科学院做了三年水暖维修工,平日逐户维修,冬天烧采暖锅炉。院里的人想要暖和一些,他就把火烧得旺旺的。

这是他次目睹此画实物。他注意到,位于画幅右上方的款识“吴兴赵孟頫”笔法滞涩,且从构图上看画幅右方颇显局促,因而认为画作并非赵孟頫作品,而是经过了剪裁,作者原款被裁去,“赵孟頫”的名字是后来添加的。
因为全国需鉴定的书画作品很多,当时商定,鉴定组采取不争论原则,将不同意见作为附注标注。谢辰生只负责协调工作,启功没有参加这次鉴定,参加的5个中,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3人同意这个意见。后的鉴定意见为,该画为元人作品,但非赵孟頫所作。
鉴定组在沈阳工作时,也发生过较大争论,尤其是对一些画的年代分歧很大。
1986年后,徐邦达实际上不参加鉴定了,启功也经常不来,刘九庵和傅熹年不得不负起主要责任来,大量的反对意见都是他们俩签署的。
傅熹年说,并不是每一位都坚持自己主持收购的书画为真,徐邦达就很大度,他替故宫收进的字画,如果鉴定组认为是假的,他也认账。

傅熹年还回忆,鉴定组开会时,他和刘久庵常坐在一起,互相交谈。每次提出反对意见,总有人会问:你说不是他画(写)的,那你说是谁画(写)的?可能有感于此,一般鉴定时定其真伪就够了,但刘久庵还进一步研究伪品,尽可能找出作伪者,如指出多件祝允明书法都是吴应卯、文葆光伪作的。刘久庵不但熟悉大名家,还熟悉中小名家,对一些名家的不成功之作,他往往能力排众议定其为真笔。
巡回鉴定工作于1989年底结束,共过目全国6万多件书画作品。作为鉴定成果,出版了10册《中国古代书画目录》,其中编成24卷彩色《中国古代书画图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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