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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时代风格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此,它在艺坛上具有支配力量,任何书画家都要受到它的影响和制约。举例来说,汉朝书法家陈遵,决不能写出楷书来,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楷书要到唐朝颜真卿、柳公权时代才完全摆脱隶意,真正确立。中国绘画史上赫赫有名的东晋顾恺之,是六朝三大画家之一,可是从他的《女史箴图》卷、《洛神赋图》卷(都是早期摹本)来看,人物画得不错,山水却很幼稚,画树像“伸臂布指”,画水则“水不容泛”,人大于山,比例也不恰当。这并不奇怪,因为东晋顾恺之时代,山水画还没有成熟。再如唐朝晚期孙位《竹林七贤图》残卷(旧题《高逸图》卷),是现存国内的浙江古代画家中早一件珍品,人物描绘得非常生动,树石却并不高明,同样也是这个道理。
时代风格的支配力量和制约作用,为我们鉴定书画创造了有利条件。只要我们把好时代风格关,大量伪品就在这道关口下露出了原形。
根据实践经验,时代风格既按朝代又不按朝代。唐以前传世作品绝少,且不谈它。宋以后大致上可以分为这样几个段落:宋、元、明前期、明中期、明晚期、明末清初(崇祯至顺治年间)、康熙年间到乾隆年初、乾隆年初到嘉庆年间、道光年间、咸丰年间、同治年间到辛亥革命后、辛亥革命后到1949年、1949年至今。
时代风格由各个时代书画家的个人风格汇总而成。时代风格与个人风格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没有个性也就没有共性,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个人风格不能脱离时代风格,同时也看到书画家在历史上的能动作用。明朝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说:“山水画至大、小李(唐朝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一变也,荆、关、董、巨(五代荆浩、关同、董源、巨然)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北宋两位画家)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南宋刘松年、李唐、马远、夏珪)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元朝黄公望、王蒙)又一变也。”这里,既说明了山水画从唐代到元代几次重大变化,也指出了大小李、荆、关等14位画家在画风转变过程中所作出的创造性贡献。
学习鉴定书画,要辨认各个时代书画家的个人风格,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个别到一般,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逐步认识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风格。
书画家由于所处的历史环境、地位、质量情操、生活经历、师承渊源、审美观点、创作实践等各不相同,形成了各自的艺术风貌。
我国书画艺术非常讲究骨法用笔,辨认个人风格,笔法至关重要。每位书画家执笔运腕,落笔轻重缓急,用笔中锋、偏锋、圆转、方折等,笔法各有特色。例如宋代四大书法家,按照当时米芾的说法,蔡襄勒字(用涩笔写),苏轼画字(用笔重按),黄庭坚描字(用笔轻提慢写),他本人是刷字(用笔快速书写)。勒、画、描、刷,说出了宋四家的笔法特点。
在现实生活中,签名盖章作为凭信的一种手段,它的重要性可想而知。鉴定一件书画,辨认签名比印章更为重要。不少伪品,就在签名的笔法和书法艺术水平上过不了关。同时,还要留意书画家的签名习性,例如:元朝赵孟頫字子昂,他在书札上往往署名“孟頫”,绘画上常写“子昂”。元朝的黄公望号大痴道人,吴镇号梅花道人,他们晚年常署别号,不写姓名。明朝文徵明早期署款“文壁”,后来才改为“文徵明”。董其昌字玄宰,晚年往往书法上署名“其昌”,绘画上常写玄宰。明末清初蓝瑛早期署款有时写“钱塘蓝瑛”,晚年则很少写出籍贯。近代吴昌硕早年署款“吴俊”,黄宾虹早期署名“滨虹”,潘天寿早期署名“天授”,等等。看一件书画,凡是违反本人签名习性的,就得考虑是否有伪造的可能性。审验签名,有时甚至可以作为判断真伪的主要依据。例如北宋书画家米芾的“芾”,下面是“巿”不是“市”,凡是写成“市”的都是伪品。曾见清初肖像画家禹之鼎人物轴,自署“金陵禹之鼎”。其实禹之鼎是广陵(江苏扬州)人,不是金陵(江苏南京)人,一字之差,真伪立判。当然,我们不能单凭签名来断真伪。例如前面提到的罗聘代笔金农自题的《梅花册》,不能因为签名真而就认为梅花也是金农所画。无款《临韩熙载夜宴图》卷,就是因为上面有唐伯虎亲笔题诗署款,而造成鉴定失误。
鉴”与“考”的作用
鉴定一件书画,可以用“鉴”和“考”两种方法。“鉴”就是比较,“考”就是考证。
要比较就得看实物,多参观展览;如限于条件,可多看看影印本。要有目的性去进行比较,真迹与真迹比,同时代作品之间相互比,比其同;真迹与伪品比,不同时代作品之间相互比,比其异。通过反复比较,逐步认出时代、个人的风格特征。
许多书画鉴定家都在“鉴”字上用过苦功,口传心授,留下不少好的经验。有些经验比较具体,容易捉摸。例如:书法大轴元朝很少,明朝才开始流行;团扇只见于宋元,到清晚期突然又流行起来;折扇开始于明成化、嘉靖年间,明末清初流行泥金折扇;装裱的对联出现于明末清初;明晚期题款中出现“仿某家”字样;明末清初书画上款位往往写“盟兄”“老社长”“老年翁”,清乾隆以后才出现“仁兄大人”一类的称呼,等等。这些具体经验,一听就懂,一用就灵。有些所谓宋朝岳飞、朱熹的对联,明朝早期王绂的书画折扇,不看实物,便知其伪,就是靠的这种具体经验。
还有些经验,如“宋人用笔重,明人用笔轻”,元人“变实为虚”,“明代枯硬,清多柔靡”,等等。这些并非专指某一位具体书画家,而是前人从大量实物比较中概括提炼出来的心得体会。
初学书画鉴定的同志,对一些听了就懂的具体经验容易接受,对于概括性经验则感到难以捉摸,这是可以理解的。根据我的体会,鉴定一件书画,概括性经验比具体经验更为重要。特别在浙江,碰到的大量是三以来的书画,书法上受董其昌影响的作品为数不少,绘画上“家家一峰,人人大痴”“南沿石谷,北仿麓台”的作品更是大量存在。你要分辨出这是乾隆以前的,那是乾隆以后的,具体经验收效甚微,主要靠概括性经验。例如明末清初人写出来的字往往气势磅礴,清朝前期的书法,受馆阁体影响,就显得格局拘谨;明末清初武林画派格调苍劲雄健,清朝道光年间的绘画风貌清逸隽秀,味道是不大相同的。老太太看越剧,听得多了,能够分辨出这位唱得好,味道厚;那位唱得差,味道薄,甚至还能辨出各种唱腔的流派。书画和戏曲都不能吃,但确是各有种种的味道,这些味道并不抽象,而是从多看多比较中得出来的,学习鉴定书画并无捷径可走,我们要在“鉴”字上狠下功夫,经过反复比较,头脑里自然而然就有了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的“样板”,有了“样板”,就能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