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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于文物店的书画鉴定
先生，1983年参加了文化部文物局成立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他治学严谨，考证精微，在七人中尤以熟悉小名头而，这正好可以弥补偏重大家研究的不足，对于整体把握中国书画史和鉴藏传世书画颇具意义。在长期的实践中，勤奋好学的品行使得他尤精于书画断代、辨伪中的相关细节，如他对明代吴应卯大量伪冒祝允明作品、王宠的弟子金用伪造其师作品、八大山人和张大千赝品的研究等。这种极为精细的研究，对于甄别当今以高超手段作伪的书画现实意义。

鉴定工作，本应是"铁面无私"的，但从种种角度"侦破"，按极公正的情理"宣判"。然而它究竟不同于自然科学，"一加二等于三，"氢二氧一是水"，即使赵政、项羽出来，也无法推翻。而鉴定工作，则常有许许多多社会阻力，使得结论不正确，不公平，固然有时限于鉴者的认识，这里所指的是"屈心"作出的一些结论。因此我初步得出了八条：一皇威、二挟贵、三挟长、四护短、五尊贤、六远害、七忘形、八容众。项是造成不正不公的原因，后一种是工作者应自我警惕保持的态度。

古代皇帝所喜好、所肯定的东西，谁也不敢否定。乾隆得了一卷仿得很不像样的黄子久《富春山居图》，作了很多诗，题了若干次，后来得到真本，不好转还了，便命梁诗正在真本上题说它是伪本。这种瞪着眼睛说谎话的事，在历代高权利的集中者皇帝口中，本不稀奇，但在真伪是非问题上，却是冤案。
　　康熙时陈邦彦学董其昌的字逼真，康熙也喜爱董字。一次康熙把各省官员"进呈"的许多董字拿出命陈邦彦看，问他这里边有哪些件是他仿写的，陈邦彦看了之后说自己也分不出了，康熙大笑（见《庸闲斋笔记》）。自己临写过的乃至自己造的伪品，焉能自己都看不出。无疑，如果指出，那"进呈"人的"礼品价值"就会降低，陈和他也会结了冤家。说自己也看不出，又显得自己书法"乱真"。这个答案，一举两得，但这能算公平正确的吗？

贵人有权有势有钱，谁也不便甚至不敢说"扫兴"的话，这种常情，不待详说。有趣的一次，是笔者从前在一个官僚家中看画，他挂出一条既伪且劣的龚贤名款的画，他说："这一幅你们随便说假，我不心疼，因为我买的便宜（价低）。"大家一笑，也就心照不宣。下边再看多少件，都一律说是真品了。
有位前辈，误信伪题，把清人画认为元人画。王畅安先生和我惹他生气，他把我们叫去训斥，然后说："你们还淘气不淘气了？"这是管教小孩的用语，也足见这位老先生和我们的关系。我们回答："不淘气了。"老人一笑，这画也就是元人的了。

旧社会常有富贵人买古书画但不知真伪，商人借此卖给他假物，假物卖真价当然可赚大钱。买者请人鉴定，商人如果串通给他鉴定的人，把假说真，这是骗局一类，可以不谈，难在公正的鉴定家，如果指出是伪物，买者"退货"常常引鉴者的判断为证，这便与那个商人结了仇。曾有流氓掮客，声称找鉴定寻衅，所以多数鉴定者省得麻烦，便敷衍了事。从商人方面讲，旧社会的商人如买了假货，会遭到经理的责备甚至解雇，一般通情达理的顾客，也不随便闲评商店中的藏品。这种情况相通于文物单位，如果某个单位"掌眼"的是个集体，评论起来，顾忌不多；如果只有少数鉴家，极易伤及威信和尊严，弄成不愉快。

在杨新的学术之路上，徐邦达、启功两位先生有着重要的影响。
对于启功，人们一般都知道他是书画，其实他成名很早，而且与故宫有很深的缘分。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设有以学术活动为主旨的，所聘委员俱为有关研究领域的一时之选，故宫聚集了一大批中国当时为的文史及古物研究的学者。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故宫重建，后公布的47位委员中，有书画10位，时年35岁的启功就崭露头角，为世所重，与张珩、蒋縠孙、朱家济、邓以蛰、张爰、张伯驹、徐悲鸿、沈尹默、吴湖帆等并列；其他九位的专长都注明为“书画”，唯启功注明是“书画史料”。杨新得到启功指点，自是十分幸运。在杨新的书画鉴定文章中，可以看到经常引用启功的话。可称为他代表作的《书画鉴定三感》，不仅说明是受启功先生《书画鉴定三议》写法的启发，且其第二点“望气”之法得失有无、第三点书画鉴定的“模糊性”，就是直接引自启功的论点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体会作进一步阐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