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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以后，改施石灰碱釉。这种釉粘着力强，可以施得很厚。所以南宋以后的瓷器，如哥窑、南宋官窑、南宋龙泉窑等的器物釉就显得肥厚滋润，放大镜下还可见到未熔的石英颗粒。另外，从釉面看，从中表现出来的很多特征都有利于鉴别。像宣德、雍正等朝的瓷面都可见桔皮纹，乾隆单釉器胎釉结合处的釉面可见细小的锯齿痕，万历、康熙青花的釉面常可见指捺水印纹，晚清几朝瓷器的底面釉上均可见高低不平的状况，俗称“波浪釉”，等等，这些都是通过观察釉面所提供的鉴识依据。
烧——指需二次烧成的陶瓷器，即先入窑以低温(750～950℃左右)将器坯烧一次，称素烧，然后，施釉再次入窑烧成。可增加坯体强度，提高率。
涩圈——瓷坯叠烧前，将器物内心刮去一圈釉，无釉处即称“涩圈”，流行于金代和元代
在窑内它既需使用还还原焰煅烧，还要适当放入一些富于氧气的空气烧制，方能出现那种复杂微妙的绿或桃红，可说是巧夺天工。豇豆红仅见康熙一朝烧有此品种，而且是宫廷御用之器，流散民间的为。目前传世无大器，主要以文房用具为主，如菊瓣瓶、柳叶瓶、太白尊、石榴尊、笔洗、印盒等，器物底部均书“大清康熙年制”青花六字楷款，所以更为珍奇。文房用具在我国历史相当悠久，仅以文人书写时须臾不可缺少的笔、墨、纸、砚而论，除纸的发明稍晚外，其
余大致在我国秦汉时就已粗具规模，被称之为“文房四宝”。随着时代的发展，文人书房案头陈设日见增多，且分工细致，各有用途。如搁笔有笔山与笔床；放墨有墨床；置笔有笔筒；盛水有水盛；洗笔有笔洗；支肘还有臂搁；注水入砚则有水注与砚滴；压镇书卷有镇尺，此外，还有印章、印泥盒等等，也都是文房中常备的器皿。这些文房器物一方面可辅佐文人书画之用，另一方面还可助文人闲暇时怡情养性。宋朝时有一位读书人林洪，曾着《文房图赞》一书，在书中他将文房用具赐以人物姓名和官衔。例如称“水中丞”是水盛的官衔，姓水名潜，字仲含，号玉蛛老翁；“石架阁”是笔山，名卓，字汝格，号小山真隐；“边都护”是镇尺，名镇，字叔重，号如石静君；“竺秘阁”是臂搁，名冯，字可冯，号无弦居士；“印”是印章，名篆，字少章，号明信公子等。林洪在这里以姓名、字号点出文房用具的外形与个性，以宫衔来表彰他们的司职与功能，其目的是幻想当文人坐在书桌前，就仿佛是君临宝殿，朝臣拱拜一般。他们的书画江山全仰仗这些文具“公卿”的辅佐，文房用具在此时已不仅是“文房清玩”，它们俨然身负“将相治国”的神圣使命。元朝人罗先登、樊士宽又着《续文房图赞》一书，对林洪之说加以补充，由此也可见文人对文房用具的重视。
喜字常常是与青花淡描装饰在一件器物上。这种青花谈描双喜字的纹饰初是从乾隆时开始出现的，到嘉道时期才逐渐多起来。在嘉、道时期，凸雕的铁花纹饰开始多了，虽然在乾隆时已出现，但数很少。这种铁花纹饰，一般都装饰在哥瓷器物的口、耳、腰等部位上，俗称“哥瓷铁花”。属于影地绘画、移地轧道、彩地、绿里底及耳饰等，在乾隆时比较时兴的多种形式的瓷器花纹装饰方法，到嘉、道时，更加普遍应用。器物造型发生了一些变
化，属于盘、碗类器物增多。属于瓶、尊等大型立体器物比较少了。此时出现了葵花口、四方口、六方口、八方口等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