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红釉瓷器的断代

呈色虽属于红釉范畴，但严格说是在具有蛋白石般光泽的青色釉面上，杂以红色、紫红色，或深、或浅、或呈斑块状、或是放射状，并非通体红色。但是钧红的烧制成功，仍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它对后来陶瓷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并为元、明、清高 温颜色釉瓷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使钧瓷成为历代传世珍宝。曾有人用“夕阳紫翠忽成岚”来形容钧瓷变幻莫测的美，也有人说：即使对陶瓷器毫无兴趣的美术爱好者，如果看见钧红，也会忽然变成了陶瓷爱好者。至今当地民间还流传着“钧和玉比，钧比玉美”、“黄金有价钧无价”、“纵有家产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说法。

在景德镇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明宣德年间，有一天皇帝穿着一身红袍，偶然从一件白瓷旁边走过，突然发现白瓷被染成红色，格外鲜艳夺目，于是皇帝传下圣旨，命令御窑厂马上烧出这种红色瓷器。然而由于铜红的呈色极不稳定，在烧制中对窑室的气氛又十分敏感，稍有变异便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有时一窑甚至几窑才能烧出一件通体鲜红的产品，所以要得到比较的红釉十分不易。正当窑工们屡烧不成眼看限期已到，就要大祸临头时，其中一位窑工的女儿得到神仙托梦，要她投身熊熊燃烧的窑炉之中，以血染瓷便 可成功。于是她成人不行，投身入窑，只见一团炽烈的白烟腾空而起，满窑瓷器皆成红色。这个传说虽极富传奇色彩，但如此悲壮的故事，充分说明红釉烧之不易，后人遂以“祭红”命名宣德时期的一种特殊红釉器，即以此纪念这位传说中的烈女。

指清代康熙时景德镇御窑厂的督陶官郎廷极署窑务时烧造的一种高温铜红釉。其釉色好似初凝牛血一般鲜红浓艳，并有一种强烈的玻璃光泽，光亮夺目，极尽绚丽灿烂(图四七)。在西方通称为“Sang de boeuf”，它可与饮誉中外的明代宣德“宝石红”并驾齐驱。郎窑红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釉的流动性，其口边一圈因釉薄而呈白色。通体釉面除开有大片裂纹外，还有许多不规则的细小牛毛纹显现，垂流部分更是色浓釉厚，但它们恰好中止在底足周围，整齐如削，决不流过，这些都形成郎窑红的一种特风格。基于这些特征，在文物界有所谓“脱口垂足，郎不流”的说法，也成为鉴别真伪郎窑红的一条重要依据。由于郎窑红的釉料制作和烧成温度极难掌握，所以在景德镇流传有这样一句话：“若要穷，烧郎红。”这也是郎窑红之所以名贵的原因之一。清人许谨斋曾有一首诗赞美郎窑红早：“宣成陶器夸前朝，……迩来推郎窑，……雨过天青红琢玉，贡之廊庙光鸿钧。”(《戏呈紫衡(郎廷极之字)中丞》)诗中所言的“红琢玉”就是指郎窑红而言，“贡之廊庙”则说明当时郎 窑红器物曾从内廷。结合郎窑红的传世之物，也不难看出，如观音尊、棒捶瓶、穿带瓶、胆式瓶、梅瓶、僧帽壶、高足杯等，无论其造型、釉色皆鲜红浓艳、雍容华贵、气度非凡，应该都是宫中陈设之物。

使红釉瓷器的烧制在清代又一次出现了繁荣兴旺的盛况，除郎窑红外，还 许多名品种。陈浏(寂园叟)在其《陶雅》一书中曾列举当时的红釉品种有十多种之多，它们或因其形色近似某种事物，而名之为“鸡血红”、“生血红”、“豇豆红”、“桔红”、“宝石红”、“珊瑚红”、“胭脂红”等；或因其制作方法不同而名之为“铜红”、“抹红”、“吹红”、“矾红”等；或以其使用性能而命名为“祭红”；或以其烧造的主管人使隐患如“郎窑红”等等；真是五花八门。在这些的红釉中，一种比郎窑红更为名贵的高温铜红釉，即康熙朝的“豇豆红”也熠熠生辉。

2023年纽约苏富比春拍「御色晨星：Cadle家族收藏中国单色器珍」圆满收槌，23件单色釉珍品高溢价成交，总成交额达707.8万美元。其中，明宣德祭红釉碗以187.5万美元全场。该拍卖会由DonD.Cadle博士及其夫人Ingeborg(Inge)PielenzCadle于上世纪80年代悉心雅集，部分藏品出自富的大家珍藏，对品相和来源有着极为严格的追求。

LOT 1332

清雍正 霁红釉小胆瓶

H:16.7cm

估价：RMB 250,

款识：“大清雍正年制”楷书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