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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害。旧社会常有富贵人买古书画,但不知真伪,商人借此卖给他假物,假物卖真价当然可以赚大钱。买者请人鉴定,商人如果串通常给他鉴定的人,把假说真,这是骗局一类,可以不谈。难在公正的鉴定家,如果指出是伪物,买者退货,常常引鉴者的判断为证,这便与那个商人结了仇。曾有流氓掮客,声称找鉴者寻衅,所以多数鉴定者省得麻烦,便敷衍了事。从商人方面讲,旧社会的商人如买了假货,会遭到经理的责备甚至解雇;一般通情达理的顾客,也不随便闲评商店中的藏品。这种情况相通于文物单位,如果某个单位掌眼的是个集体,评论起来,顾忌不多;如果只有少数鉴家,极易伤及威信和尊严,弄成不愉快。
七、忘形。笔者一次在朋友家聚集看画,见到一件挂品,一时忘形地攘臂而呼:“真的!”还和别人强辩一番。有人便写给我一首打油诗说:“立扬新令,真假一言定。不同意见人,打成反革命。”我才凛然自省,向人道歉,认识到应该如何尊重群众!

容众。一次外地收到一册宋人书札,拿到北京故宫嘱为鉴定。唐兰先生、徐邦达先生、刘九庵先生,还有几位年轻同志看了,意见不完全一致,共同研究,极为和谐。为了集思广益,把我找去。我提出些备考意见,他们几位以为理由可取,就定为真迹,请外地单位收购。后唐先生说:“你这一言,定则定矣。”不由得触到我那次目无群众的旧事,急忙加以说明,是大家的共同意见,并非是我“一言堂”。我说:“先生漏了一句,定则定矣之上还有我辈数人呢。”这两句原是陆法言《切韵序》中的话,唐先生是极熟悉的,于是仰面大笑,我也如释重负。颜鲁公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会,微有振矜,叛者九国。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节末路之难也。”这话何等沉痛,我辈可不戒哉!

文史知识
历代帝王年号、天干地支方面的常识,对于书画的正确鉴定,往往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历代帝王的年号在开始或终结时,常常都不是整年整月,而是相互交叉的。某个皇帝死了,又换了个新皇帝,有的就改了元,即换了年号,也有些当年并没有改元,依然沿用旧的年号。例如:明神宗朱翊钧在位48年,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死的,八月朱常洛(光宗)做了皇帝,改元泰昌,仅一个月就死了,九月朱由校(熹宗)做了皇帝后就没有改元,直到下一年(1621)才改元为天启。我们从某些书籍上看,万历只有47年,泰昌仅有一个月也被算成一年。又如:朱由检(毅宗)是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死的,但有的书籍上把这一年算作清代顺治元年。
我们在书画的落款上,如果看到写为万历四十八年庚申春日或夏日,均是符合逻辑的,如果写为万历四十八年腊月,则不符合逻辑,是有问题的。如果落泰昌年号的款,写成泰昌元年庚申春日或夏日,也可以肯定是有问题的。崇祯年号的书画款,如果写为崇祯十七年春日,同样是符合逻辑的,例如:杨铉《临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卷的款写为:"摹宋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时崇祯十七年春月也。"这是无可怀疑的。有些人如果不了解这种历史过程,以为崇祯只有16年,就可能将这件作品否定了。

中国传统书画的作者,大都具有相当深邃的文学造诣,有不少书画家,就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大文学家,他们的所写所绘,往往与文学有相当的关联。有一些书画家喜欢写自己的文章或诗词,而另外的一些书画家几喜欢写古人或别人的诗词文章;有些画家喜欢临摹古画,或是古人诗意,并在其上题写古人的诗句,而另外一些画家则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上题写自己的所作的诗。这种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书画家本人的喜欢和购买者的所求而决定的。只有后代人写出前代人的诗词文章,而前代人是决不可能写出后代人的诗词文章来的。如果发现了前代人写了后代人的诗词文章的话,可以肯定这件东西是伪造的。例如:晋代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尾纸上虞集的题诗就是后人伪造的,抄的是倪瓒明代洪武元年戊申题卫九鼎《洛神赋图》卷上的诗。倪诗原文为"凌波微步袜生尘,谁见当时窈窕身,能赋已输曹子建,善图惟数卫山人。"因为顾恺之是无锡人,所以作伪者倪诗中"卫山人"的"卫"字改成锡山的"锡"了。考虞集宋咸淳八年壬申生元至正八年戊子死,他如何能写出倪瓒在洪武元年戊申的题诗呢?如果我们对古诗文不熟悉的话,像这样的问题是看不出来的。

方琮的这幅山水所用材料为细网网丝绢,此绢在书画鉴定中应为先的疑点。网网丝绢亦称灯笼绢,是—种纹路极粗的劣等丝绢,在清中期至民国时期,江浙湖洲一带均有生产,此种丝绢的出现,当是我国江南经济结构急剧变化的—种反映。它的时代背景是:由于在清雍、乾两朝盐运的复苏,促进了扬州滨海一带的经济发展,当时居住在扬州一带的有钱人多为盐商,据《康熙两淮盐法志卷二十七》记载:“山西、陕西、徽州之盐商皆寓其处”。由于这些拥资千百万的盐商出于商业的需要,为改变其社会地位而投资文化,而把养士、附庸风雅、扶持文化艺术事业作为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手段。由于他们以巨资收藏书画,推动了江南—带书画供求结构的变化,书画的需求量迅速提高,渤中书画供求结构的变化牵动了小市民,形成了以书画装点门庭的社会风气,这下子普通书画的需求量则急剧上升,适应市场需要的廉价装裱材料—网网丝绢应运而生。此绢大致可分粗细两种,细者经丝纬丝齐整,纹路成方格,但经纬丝之间均有一条丝的间距,这样在经纬丝组成的方格间均能透底成小方孔状;粗者经丝紊乱而纬丝齐直,经纬丝间距不等,如纹格不直之纱窗。此绢价格极廉,可用作低档书画的装裱材料,但细网网绢在当时经过特殊加工后可作为书材料。至清,当网网绢出现之后,便发展为以糊中缠土托绢,糊中缠入白笈将落丝。当绢拓出后,丝格间均以浆工添平而不漏底,使绢面平光如纸而能作画自如。从现今流传的此等托绢的画作看,几乎皆为清同光以后所画,而此绢在清末画家中除极少数廉价售画的不画家使用外,大多是坊间的行画在使用,—般画家均不使用。故方琮的这隔山水以网网丝绢为材料便引起首要嫌疑。由于材料粗糙,所钤小印几乎看不清为何字。从装裱看,亦为民间粗制花绫所裱。这些皆是缘于成本合算,当时本为普通商品画,面向普通购买者。

有一种复旧方法能使两幅作品几乎完全相同,这就是揭裱旧字画。自明朝以来,书画常用的质料是宣纸,宣纸经特殊工艺制成,与纸不同。如果宣纸在制作时一次成形,其厚薄多不均匀,因此必先作极薄的一层,根据其价格宣纸可以加层。一般普通的宣纸也有二三层,厚的有四五层之多。因此,一张宣纸也可以再分揭为数张。这样,书画原作一经商人之手,必设法揭出若干层。由于宣纸用墨极易渲染,几乎每层都可以浸透画家的笔墨,但揭层越多,笔墨越淡,每层的原作也比较淡,作伪者便再用宣纸裱数层,墨迹轻淡之处再照样添补,新墨如很明显,再用熏旧之法使其变旧变暗,真伪便难以分辨。不知此情的人在将古旧书画或名人书画送给裱工装裱时,上一层笔墨俱佳者往往被他们揭去,被骗后也不知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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