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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镜背面积不大，纹饰所选用的题材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譬如祈求吉祥的心愿，表现为铜镜中常见的铭文如「常乐未央，奉毋相忘」；崇信神仙的思想，表现为仙人瑞兽的纹饰；道德的训喻，表现为借铜镜作鉴照真理的象征意义（如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或公堂上悬有「明镜高悬」的字样以示为官清廉）；道教法象的运用，表现为借铜镜作法器；佛教艺术，则表现为以佛像故事作纹饰，如宋代的「达摩渡海纹镜」等等，这些内容无不反映出当时社会意识的特征，这都为我们认识和研究古代社会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日本学者梅原末治在《汉以前的古镜的研究》图版第八2记录了一面「径一尺」的纹饰相类似的四山镜，因此，《铜镜图典》（孔祥星、刘一曼著，1992年）46页在转录这面四山镜时，说「直径33厘米，而且是构图华丽的四山镜」，这是目前见于著录的尺寸的四山镜。《长沙楚墓》（湖南省博物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亦介绍了从长沙楚墓出土的100件山字纹镜，其中纹饰相似的四山镜直径为17.2厘米（《长沙楚墓》235－242页），与前述的仍相差很远。由此可见，纹饰如此繁复与华丽的直径22厘米以上的大型四山镜，比较。


镜为弦纹钮，钮外一周宽凹面带，素地上面饰三兽纹，二猎犬，一兽，兽纹似虎似豹，猎犬的颈上有项圈，说明已是经人工驯养的猎犬，素卷缘。此镜的特点是没有地纹，三兽铸在光面素板上，这是不合情理的，因为战国镜中出现浮雕兽纹的比较，其工艺制作难度大、要求高，再者，三兽孤伶伶地在素面板上也不够美观，而能够铸出此类浮雕兽纹的必定是工匠，不应该犯这样的「低级错误」。此外，我们可以看到，镜钮外的凹面带圆环的外缘与镜缘之间的镜面明显低凹，因此可以推断此镜的「素面」原来可能有填漆彩绘工艺，这样就使镜面与钮座及镜缘基本处于一个平面上。但是，经过二千多年的埋藏，当年的填漆彩绘工艺已经无可寻，尽管如此，此镜仍然是战国镜中的纹饰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