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国官窑瓷器一般值多少钱？

所谓洪宪瓷，即落有“洪宪年制”或“洪宪御制”款识的瓷器。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有数件此类款识的瓷器，如一件粉彩人物纹瓶，口径10.1厘米，底径10.3厘米，高27.7厘米，腹围50厘米。造型为撇口，短颈，溜肩，长圆腹，圈足。口沿描金，口内施松石绿釉。器身通景绘粉彩山水人物纹，题名为“渊明爱菊”。底亦施松石绿釉，书红彩“洪宪年制”四字楷体双方框款，款识工整。 从馆藏的这些洪宪款瓷器看，主要是仿雍正、乾隆朝的粉彩、珐琅彩风格，造型以碗、盘、瓶居多。这些瓷器胎质细腻，釉色白润，绘画生动，施彩艳丽，制作之精可与历代的官窑器物相媲美。 用瓷以“居仁堂制”、“静远堂制”款瓷器为代表。“居仁堂制”款瓷器是袁世凯任大时的瓷，如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粉彩开光博古图梅瓶，口径4.2厘米，底径7.7厘米，高25.7厘米，腹围48.2厘米。造型为小口，短颈，圆肩，腹下内收，圈足。颈肩部绘粉彩缠枝花卉纹。器身绘粉彩开光图案，其中花叶围成的两组大开光内饰博古图，扇形与圆形小开光内饰花卉纹。开光外饰以花卉纹。底书红彩“居仁堂制”四字双行篆体方框款，款识工整。 “静远堂制”款瓷器则是徐世昌任大时的瓷，如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红地粉彩描金开光花鸟纹瓶，口径9.8厘米，底径9.3厘米，高31.7厘米，腹围48.5厘米。造型为撇口，束颈，丰肩，长圆腹，圈足。器里及外底施白釉。瓶腹部两圆形开光内各绘一幅粉彩花鸟图。开光外通体饰珊瑚红釉为地，上饰描金缠枝花卉纹。底书红彩“静远堂制”四字篆体方框款，款识工整。 此外，还有曹锟任大时的“延庆楼”款识瓷器，蒋字珍品蒋介石任大时的“蒋”、“民国三十六年中正”款瓷器等。 纪念瓷以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黑地描金粉彩开光山水纹瓶为代表。此瓶口径11.9厘米，底径14.8厘米，高32.3厘米，底书“江西陶专精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从资料记载来看，这件大瓶与1947年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由江西省立陶业学校设计制作的那批礼品瓷风格一致，堪称民国瓷中的。

清末，江西鄱阳的 “云林画室” 造就了一批绘画人才，如黎竹庵，后来成为有名的画师，其瓷板画备受人们喜爱，还有人成为景德镇刻瓷名家，创出刻瓷特技。民国初期，饶州统税局局长缪某请黎勉亭刻袁世凯像献上，袁世凯大喜，令其入京授职，并雕刻像，其刻瓷作品应算袁世凯特制瓷的一部分。

1915 年 12 月，袁世凯称帝，改国号为 “洪宪”，尽管其皇帝梦仅持续了 83 天，但却催生了一批在民国瓷器史上品质的仿古瓷 —— 洪宪瓷。
1916 年初，袁世凯委派庶务司长郭葆昌（字世五）赴江西监烧洪宪御瓷。郭葆昌出身古玩行，对瓷业有一定了解，且怀有振兴瓷业的志向，他到景德镇后，利用江西瓷业公司的实力，重金聘请原御器厂的各类高手，包括造型、上釉、绘画、填彩、焙烧等方面的名师，选用精良的瓷土、彩料和燃料，仿照雍乾官窑粉彩瓷器进行实验制作。为了烧制这批瓷器，袁世凯不惜工本，投入了 140 万大洋，折合白银约为一百万两。据郭葆昌的外孙马常先生回忆，这批瓷器约有四万件，不过也有记载称只有六千件。但无论数量多少，分摊到每件瓷器上的成本都相当高昂，相比之下，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每年上交瓷器四到五万件，而朝廷一年拨付的费用才三万两白银，由此可见洪宪瓷制作的程度。

这些 “居仁堂” 款瓷器用于在开国大典上赠送宾客以及袁世凯自用，它们既有乾隆珐琅彩和粉彩的富丽华贵，又融入了民国时期的新风格，多为日用器具和瓶类。例如粉彩山水三果双耳瓶，白地施彩，瓶口至肩部以及腹下部分饰青花图案，腹部绘山水人物图案，颈部饰耳，是典型的民国瓶类瓷器风格，但其釉质洁白无瑕，描绘入微，具备 “内庭恭造之式” 的品质，2005 年 12 月 12 日在北京翰海的拍卖会上，此瓶以 57.2 万元成交，创下了洪宪瓷的拍卖纪录。
洪宪瓷存世量，随着袁世凯的倒台，“洪宪瓷” 流散，成为瓷器收藏家们竞相追逐的宝物，其收藏价值，不仅因其精美绝伦的工艺，更因其承载的特殊历史意义，是研究民国时期瓷器制作和历史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曹锟的 “延庆楼制” 款瓷器品种不多，传世，却收藏价值。例如粉彩富贵图双龙耳瓶，高 30 厘米，瓶口饰有金边，制作精细，釉质洁白无瑕，画面艳丽华贵。瓶两侧的双龙耳造型早出现在隋代的陶器中，饰双龙耳的器物总以朴拙浑厚为美，此瓶虽瓶身纤巧与大龙耳略显突兀，但整体制作精细。2005 年 6 月 20 日在北京翰海的拍卖会上，该瓶成交价达 41.8 万元。

民国瓷器不再以改进胎、釉、彩等原料为目标，甚至也不再以工艺、技术改进为目标，而是专以绘画水准竞高下，形成了夸耀瓷绘技艺而不是制瓷工艺的趋势。这一时期瓷器装饰上仍以青花、粉彩、五彩为主流，器物形制上基本沿袭了晚清的风格，但造型上比晚清瓷器要纯朴平直些。装饰题材广泛，款识也是历朝都有，尤以清代乾隆为多见。总体上来讲，民国时期的民间仿官窑器其面貌不及原御窑仿前朝的精良，但民国初出现的 “古月轩” 瓷器，则是以仿清康雍乾瓷胎画珐琅的面目出现的。

民国瓷的釉面一般略微泛黄，表面光泽柔和，给人一种松软之感。像一些粉彩瓷器，其釉面的光泽柔和温润，没有刺眼的反光，这是由于当时的釉料配方和烧制工艺所决定的。但这种柔和的光泽并非暗淡无光，而是在光线下呈现出一种内敛的光泽，仿佛有一层薄纱覆盖。
民国后期，釉料经过机械处理，釉面明净细润，但同样光亮柔和却不刺眼，这是因为经过时间的沉淀和氧化，釉面形成了一种特的温润质感。不过，现代仿品的光感往往过强，没有真品那种柔和自然的感觉，即使经过人为做旧处理，其光泽的分布和质感也与真品存在差异。例如一些仿洪宪瓷的珐琅彩，其釉面的光泽可能会显得过于亮丽和均匀，而真品的珐琅彩釉面在光线下会有细微的变化和层次感。
此外，民国瓷器的釉面还可能存在一些细小的瑕疵，如缩釉、串烟等现象，但这些瑕疵在真品上往往呈现出自然的状态，而仿品的瑕疵则可能是刻意为之，显得不自然。

民国官窑瓷器的款识具有重要的鉴定价值。“居仁堂制” 款瓷器是袁世凯任大时的瓷，其款识多为楷书，字体规整、端庄，笔画粗细均匀，书写流畅自然。“居仁堂” 三字的结构严谨，比例协调，其中 “居” 字的一撇一捺舒展有力，“仁” 字的单人旁和右边的 “二” 字搭配和谐，“堂” 字的上半部分笔画紧凑，下半部分的 “土” 字横画平稳。
“静远堂制” 款瓷器为徐世昌，其款识风格仿雍正朝，字体较为纤细、秀丽，具有一定的书法韵味。如 “静” 字的青字旁线条流畅，“争” 字的笔画略显修长，整个字给人一种优雅的感觉；“远” 字的走之底写得灵动自然，“堂” 字的结构紧凑而不失大气，体现了当时文人的审美情趣。

而现代仿品的款识往往在书写风格、字体结构、笔画粗细等方面存在破绽。有的仿品款识字迹模糊、笔画软弱无力，缺乏真品款识的神韵；有的则在字体的模仿上过于刻板，没有真品的自然流畅之感。此外，仿品的款识颜色和质地也可能与真品存在差异，真品的款识颜色通常深入胎骨，与釉面融合自然，而仿品的款识可能会浮于表面，颜色过于鲜艳或暗淡，容易被识别出来。